政經評論

多華：烏坎選舉陽光下的「秘密」

2012-03-11T11:58:00.000+08:00

明報 11-3-2012

我沒想過，選舉可以是這樣可愛的。

小農村烏坎村委會選舉，沒有租金幾十萬的場地，選舉就在村校裏舉行；為增加私隱以示公正，首次引入像生果箱似的「秘密寫票處」；入黑了，幾盞小射燈亮起來，一字排開的橙色紙上寫滿了一個個正字；點票員拿覑計數機和紙筆，埋頭苦幹將票數以人手加起來。一切來得原始簡樸，甚至在我們眼中看來程序散亂，但沒有人會懷疑這不是一次公開、公平、代表民意的君子之爭。

秘密寫票處護私隱示公允

烏坎村有萬多人口，共七條村，去年九月因土地問題發生多次抗爭，武警封村，多名村民被捕，村民代表薛錦波更在看守所離奇死亡。事件走入死胡同之際，省政府介入。去年十二月，省府與村民協議，重選村委會，由抗爭走上民主選舉之路。

烏坎村每家每戶，都在家門貼上揮春祈求來年平安，村委會大樓外那對意義更重﹕「喜上梅梢小鎮小村行自治，春歸烏坎一人一票選明天」。那些寫揮春的紅紙，還有別的用處。所有關於選舉的大字報，例如公布選舉結果或是通知村民選舉細節，一律以秀麗的毛筆字，寫在那喜慶時用的紅色揮春紙上。

在村路上走覑，不久就來到舉行選舉的村校。偌大的操場上放滿了一個個木箱，稱為「秘密寫票箱」。箱是北京來的學者新啟蒙公民參與立法研究中心的熊偉建議的，用來防止賄選。簡陋的箱意義卻非凡，代表覑村民覑力維護選舉公義的心思，幾百個箱在陽光下有條不紊地排好，場面好宏大。然而，實際運作上來，投票過程還是意料不及地不秘密。

三月三日選舉日，近七千村民來投票了，投票率高達八成。雖說是「秘密」投票，投票當天卻見村民一家大小聚在箱旁，老老隥隥一起畫選票，我失笑，怎麼選舉可以如家庭聯誼活動一樣？記者甚至可以離箱外不足一米處拍攝村民投票。畢竟，中國農村基層選舉的意義不如西方，並非以個人利益和權利出發的政治行為，宗族影響力很大，選舉的決定本來就是一家人的決定。

民主選舉有幾好？村民說，他做得不好，我們就把他轟下來﹗也有村民說，民主就是團結嘛，希望村委把土地給我們掙回來。儘管基層農村「一人一票」民主直接選舉，早在八十年代末已實施，但村民從未真正感受過民主選舉的滋味，民主概念還未成型。這次選舉不能以西方角度理解，民主也非哲學地被理解為核心價值或生而享有的權利，更加是功能性地為了維護土地利益而誘發的。省政府容許這種選舉的發生，也不見得是為保障人民利益，更像是為維穩，為解決社會矛盾而不得不在政治現實上妥協。選舉現場，工作人員在派發印了「和諧」兩字的啡色藍色太陽傘，政治本來就是關乎利益分配，民主並不是一個空泛的高尚理念，更不應是令當權者害怕的東西。

最後，村主任一職，一如所料由林祖鑾以九成得票當選。九成的民意授權，大家聽到都很滿意。有了這樣的支持度，將來要跟上級政府拗手瓜，他的話夠分量了。林祖鑾說話特慢，每句之間往往停頓兩三秒，令要爭分奪秒廣播的電台記者很頭痛。選舉前他到台上演講拉票時說﹕「我林祖鑾，是個老頭子，沒什麼能力，有的是一顆貼近村民的心。想村民之所想、為村民之所為、這就是我們常提倡的群眾路線。如果脫離群眾，那將什麼事都做不成。」那不是咱們政治人物說的廢話，他是確實做到，才能受到村民不分宗族派系地愛戴。他是老共產黨員，年輕時曾當過兵，心思細密，做事不只爭朝夕，對於烏坎將來的民主路，他心知艱難，以他獨特的一句停三秒方式堅定地說﹕「每一步都要走得穩，走得準。」不少記者都被林祖鑾的氣度折服，私下打趣道，不如叫他來香港選特首好了。

林祖鑾身邊總是圍覑一班小伙子。有人拿覑價值七千元以上的佳能相機，或是手提電話，為選舉留紀錄再發放到網上。據說，他們的工作室各種設備加起來，價值近十萬元。這班遊走網絡世界，微博戶口被關一個就開一個的年輕人，是令烏坎抗爭得到世界媒體注視的一大功臣。他們和記者打成一片，每晚吃飯就是個小小的民主論壇。他們親近記者，不為巴結爭取好報道，烏坎村民本來就是如斯豪氣干雲和好客。那種豪邁的性格，彷彿命定他們的抗爭特別轟烈。

說到吃飯也有小插曲，埋單時少不免爭拗一番。不知哪裏來的國保，總是先代記者付鈔，得勞煩記者苦口婆心的勸說，才能放下飯錢。我們算不算替國家省下龐大維穩費中的一百幾十了？

選舉當天，出現一大堆西裝畢挺，拿覑最新iPhone4S手機在拍片的村外人，他們是誰，不言而喻。廣東省委書記江洋說，廣東省打算在今年下半年討論烏坎的經驗和教訓，以便總結烏坎處理政府與社會矛盾的方法，能否推廣全省。烏坎的成功因為天時地利人和，很多因素無法在其他地方複製，但它是好的示範，也是鼓舞。

特首「選舉」虛情假意小圈子

不用虛張聲勢什麼君子之爭，不用嚴守幾百條規則的程序，也沒有太多高科技支援，這些門面東西不過用來掩飾選舉的不正當。當大家都尊重遊戲規則，按自己意願投下一票，就是山寨幾張紅紙木箱也可以成就神聖而具認受性的選舉。我們的特首選舉，連辦一個面向群眾的論壇也辦不好，候選人心虛至此，還有何好說。說到底這場所謂特首選舉，根本是寧可面向黑社會也不面向群眾，所謂被中央認可的狼與豬，所謂對香港人負責盡是虛情假意，一切都給烏坎看來原始的村選舉比下去。

香港弄至如斯田地，要詰問的是我們自己。為何我們容許這些謊言存在，包容集體的苟且？烏坎過去二十多年來的選舉，候選人皆由當局內定，村民投票也好，不投也罷，選舉結果也是由官方操控。這不是耳熟能詳？這些日子，聽覑各大小吹風耳語，誰誰誰由阿爺欽點，就無名火起。誰由阿爺欽點干我何事？烏坎村的土地被賤賣，我們土地何嘗不是被財團操弄至民不聊生。為什麼烏坎人可以勇敢的站起來，而我們不？烏坎與香港兩地或有諸多的不同，但看到一個小小農村村民可以一人一票，就不能怪我對號入座了。

許煜：論城邦﹕政治魔幻（三）主體性與幼稚

2012-03-11T09:34:00.000+08:00

明報 11-3-2012

城邦論述的一個重點在於重奪香港人的「主體性」，而主體性也變成了「蝗蟲論」以及仇恨的raisond'赌tat。但我們不妨想想什麼是主體性，如果甚至讓香港自治，是不是香港便可以建立所謂的「主體性」？

許多華文「世界」的社會學家、文化研究學者用「主體性」一詞往往望文生義，以為「當家作主」便是主體性，而身分認同便是主體性的戰場。

這裏沒有可能書寫一個主體性的完整論述，如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筆者在《本土論述2010》的長文，那裏我嘗試以時間以及歷史性分析「主體」。

而在這裏，我想指出的是現在流行的「主體性」一詞的狹窄之處。

事實上，我認為「左翼人士」也有反對自由行和中共霸權；蝗蟲論者常常將「左翼」跟「傳統左派」混淆，口口聲聲指左翼人士只講倫理而無視或忽略realpolitik，往往便好像facebook民主一樣：只是滿足自己status update的快感。

如果狹義的主體性是一個身分認同以及滿足這個身分認同的物質條件，那只是將自己限制在一個敵對的空間裏，往往是坐井觀天，寸步難行。但相對，一個廣義的主體性並不是說什麼都歡迎，什麼都開放的「政治正確」。解決雙非的方法很多，例如修改《基本法》、移民政策等，但並不是說將門關起來便什麼都不會發生。就算沒有了「自駕車」，很快便有了「自駕船」。那只是中共要玩殘香港的政策，還是一班資本家在背後推波助瀾的成果？Karl Polanyi一早已為我們篤穿了國家與資本主義的共謀的面具；難道還要回到八九十年代將港人任意魚肉的港商稱為超人才叫「導正」？撇開這種「主體性」，我想講另一種主體性，也即是說﹕在什麼情下，香港可以發展出獨特的文化、藝術、思考，而不再僅是因為地緣關係而出現的港人身分認同充斥所有的表達媒介。在倫敦、柏林、巴黎等城市，我們並不容易找到「柏林人」身分建構的藝術品；同樣雖然在巴黎有「巴黎人」的論述，巴爾扎克也描述過巴黎以外的人到巴黎要學巴黎口音，以方便進入上層社會，地區與地區之間也有很多互相譏諷的笑話，但沒有這種仇恨。這種開放，並不是物質性的，而是一種倫理上的訴求。我想康德在一七八四年回答什麼是啟蒙的文章正是描寫這種開放的主體性，而這對康德來說「啟蒙」就是要擺脫「幼稚」（Unm郑ndigkeit），這種幼稚可以是懶惰、徇私等，或者更概括地說，便是不能將理性致於公共。如果僅僅讀康德的這篇文章，我們很容易便會迷惑，他說的「公共理性」到底是什麼。

跨越批判的空間

我們應該在康德的三部批判裏找到答案，但對於不願意投入幾年時間閱讀康德的讀者來說，我建議從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的《倫理廿一》入手。柄谷將倫理和道德分開，道德是他律的，是共同體用來約束各人行為的規則，也即是非自由（freedom）。而倫理則是基於個體的自由。首先康德的自由並不是自由意志，尼采提倡的自由意志討論的是wollen（will／want），而康德的自由討論的是sollen（shall／should），所以康德的自由有一種約束力。其次個體的自由如何約束個體本身呢？康德在《純粹理性的批判》裏提出了四個「二律背反」（Antinomy），每個二律背反有兩個命題，看上去是互相牴觸但又可以同時存在的。例如第三個二律背反，正題是﹕一切事物有其原因，沒有自由；反題是：並非一切事物都有原因，存在覑自由。這兩個命題如何被結合呢？這也便是柄谷最為人知的著作《跨越的批判》想要處理的東西，這兩個命題創造了一個新的空間﹕跨越批判的空間。

柄谷是這樣理解的，當然每個社會都有許多他律性的約束，例如不准盜竊等，這些都是基於社會性的因果關係，而且事實上我們的欲望的原因也不在我們自己意欲而是他人的喜愛、社會的趨勢，所以我們沒有自由可以從這方面理解。但同時我們有自由，這種自由並不是說我想什麼就做什麼，或者空想。相反，康德說的自由有點類似孔子說的「君子坦蕩蕩」那種。這種自由呈現在實踐裏，特別是康德所說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讓自己的準則合乎普遍的法則而行動」。問題又來了：那到底什麼是「普遍的法則」？如果這普遍的法則不是來自我自己，那豈不是我們前面提及的他律的「道德」？這個「康德式的悖論」曾是德國觀念論的核心問題。柄谷的解答是嘗試從康德的「物自身」找答案，柄谷的立場看上去是更受十九世紀的觀念論以及早期的浪漫主義影響。康德指出我們（知覺consciousness）所能理清的只是現象，而不是現象之外的東西。例如看一塊石頭，我們知道它的顏色、重量、原子分佈等等，但我們還是無法知道這塊石頭的物自身（thing－in－itself）。這種知識（包括物自身、神和不滅之靈魂）是人類知覺無法知道的。柄谷指出這個物自身在倫理上其實就是「相對的他者」，所有普遍的法則便是來自於對他者的責任。

責任（responsibility）在中文的翻譯裏沒有了反應（response）這個詞根，責任在柄谷的理解並不只是父親對兒子，上司對下屬之類的責任，相反真正的責任是視對方為一個自由的、自主的個體，而不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小孩。舉例說，日本七十年代赤軍造成了許多暴力行為，他們的本意是為了革命，但最後他們成為了自己要對抗的那種人。當時在日本，許多人除了譴責這些年輕人外，還將責任放到他們的父母身上，結果有不少父母要辭職，甚至有人自殺。柄谷認為這便是將責任和倫理的扭曲，雖然這些年輕人的父母對他們的成長有責任，但我們必須視這些年輕人為獨立、自由的個體，「認識因果」和「追究責任」是兩回事。例如公務員治港，他能不能站在一個普遍人的角度來思量人的存在以及他的「管治」？還是他一直以為自己是站在一個「公」的位置呢？柄谷認為其實康德所說的公領域並不是「公職」，而是「世界公民」（也即是普遍意義上的人），相反以一個公務員的角度來看東西才是「私領域」。而如果一個人能從世界公民的角度出發，那他或她當然是在「讓自己的準則合乎普遍的法則而行動」。

思考抗爭如何不失去「普遍性」

「這種合乎普遍的法則而行動」，我認為便是對康德回答什麼是啟蒙的文章的最好補充。而這種開放，並不是說雙非問題不要解決，或者說香港失去普選不重要，而是去思考抗爭如何不失去「普遍性」，不止淪為「幼稚」呢？而這種對抗才是最長久，而且最有創造力。這三篇短文，第一篇以古希臘為例分析城邦概念的夢幻；第二篇文章以facebook分析數碼媒體如何為這種魔幻政治添翼；第三篇文章想要說的是我們不要只看到腳趾上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的法西斯本性昭然若揭﹕「舊法西斯主義，如此真實以及強大，在許多國家，現在並不是一個新問題。我們正在準備其他法西斯主義。任何新法西斯主義的成立，都是相對於以描繪民間故事的（folklore）的舊法西斯主義。新法西斯主義不是一種戰爭政治和經濟，而是一個為「安全」（s赌curit赌），「和平」（事實上相當恐怖）而建立的全球性協議，通過組織所有微小的恐懼以及憂慮，使我們變成『微法西斯主義者』，將在街上、鄰里、電影院裏所有稍為強烈一點的東西、臉孔、說話窒息。」（Gilles Deleuze, Deuxr赌gimesdefous）（系列完）

安裕：黑霧

2012-03-11T09:30:00.002+08:00

明報 11-3-2012

松本清張的《日本的黑霧》成書於六十年代初，今天我還有印象在圖書館讀過一九六一年的《朝日新聞年刊》當年用語專欄，「黑霧」是一九六○年的熱門詞。過了五十年，日本仍然有出版社繼續印行《日本的黑霧》，若是要了解日本政經結構來龍去脈前世今生，《日本的黑霧》是入門之書。日本社會對松本清張的感念是他的作品長售不輟的背景原因，我手頭上有兩套不同出版社的《日本的黑霧》文庫本，一套是角川文庫，一套是文春文庫，都是重印版，五年內就加印了十一刷。

我想起松本清張是因為香港。導演麥當雄一九九七年拍過一部描述台灣政治的電影，名字就叫《黑金》；可是台灣卻不是黑金的發源地，日本才是。松本清張在《日本的黑霧》不少章節都有這種暴斂加暴力的利益組合影子，黑社會糾結右翼政治勢力打擊進步力量，扼殺戰後萌芽的工會和左派人士。松本清張是社會派推理作家，但《日本的黑霧》卻是一部調查報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色彩極為濃厚的社會紀實；松本清張一生獲獎無數，純文學的芥川獎和大眾文學的直木獎他都是得主，但唯有《日本的黑霧》與別不同，是日本新聞記者大獎。

有人會說，松本清張在《日本的黑霧》記載的戰後日本政經情狀，與今天的香港完全是兩碼事云云。以時空比對，五十年代的日本仍在戰敗的時光裏自憐自傷，與今天失業率長處低位、又有中國大陸為靠山的香港截然不同，但我從香港現想起《日本的黑霧》的原因，在於現實場景讓人憶起當年的日本。日本政治在一九四五年之後重新出發，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年韓戰爆發之間的五年裏，新民主主義運動撇去頭上密佈的法西斯陰霾重現驕陽，追求更大程度民主和社會公義的左派工會和組織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成為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降，日本最充滿躁動的激情年代。黑澤明殺青於一九四六年的電影《我對青春無悔》，折射出來便是年輕的新日本人類期許自己在新時代改變社會改變國家的企盼。

當改革日本社會及政治的進步思想朝東京霞關政治中心跨出去之際，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國圍堵日本海對岸的中共，日本政治生態因覑美國強力介入東亞出現劇變，一切從穩固美日為核心的反共政權出發。日本左派受到打壓，同一時間，日本的保守力量在美國操控下組成政商巨獸，最明顯是自由黨和民主黨於一九五五年合併成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它與日本最大民間經濟組織經團連，構建成牢不可破的政治——商業保守聯盟。左派工會和組織無法在這大環境下有所作為，而右翼抬頭帶來的不僅是政治空間的擠壓，隨之而來的是殘酷的殺戮。以事實為根據的《日本的黑霧》，第一章〈下山國鐵總裁謀殺論〉是說國鐵總裁下山定則離奇遭輾死，當局一再以「自殺論」欲結束調查，但松本清張事後發現，疑點重重的死亡帶出的是，山下定則拒絕美國佔領軍要求大規模裁減鐵路工人，而擁有六十萬鐵路工人的日本鐵路工會，當時正在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黑金政治食物鏈

一九五五年後的日本經濟開始起飛，城山三郎的《官僚們的夏天》描述的便是這一年通產省官員開發小汽車的故事。在日本經濟騰飛的背後，黑金政治悄然而生，日本選舉是以地方政治為第一步，要當上國會議員，才有機會踏入權力核心；地方政治靠的是人脈，如果以香港的政治架構比喻，只有當上區議員，才有機會走進中環立法會大樓成為尊貴議員。日本的地方政治特色是工商中農控制一切，無論從人脈和金錢捐獻皆然。這構成了有機食物鏈﹕地方選出國會議員——進入國會——影響國家政策包括地方政策——利益回饋地方——以此政績爭取競選連任。這種食物鏈的構成，中間必須有一種微菌助其發酵，這就是黑社會。

寫到這裏，對華人社會政治有些許認識的必然會心微笑，是的，我們和日本人都是吃米飯長大的，連出來的點子都萬變不離其宗。黑社會在日本以香港巿民較難理解的形態出現，很多是建造業。在政經食物鏈之中，日本黑社會扮演承包商或是發展商角色，只要他們同路人的議員在國會推動地方建設，承造的黑社會株式會社就有可能從國家工務開支撈一筆。這種共生關係帶來的是事無大小都有工務計劃，雖然日本精明強悍的公務員官僚體系有力從中阻止，但得明白，日本政府部門領導層是三及第式結合——大臣即部長級官員本是國會議員，當上大臣是因為他隸屬的政黨勝出大選或在執政黨內部排眾而出，當中央政府的政策下達時，大臣的意向極為關鍵。大臣之下是兩個次官，即政務次官和事務次官，兩者同級，但政務次官亦是政治委任，只有事務次官才是公務員。這種工作關係，任誰都知事務次官其實無大作為。

小泉斷政商結合為相六年不倒

小泉純一郎擔任首相時，外交政策緊隨美國，在靖國神社參拜一事上多次冒犯中國，但他在日本卻長時間民望高企，日本近二十年來，首相上落台像搭巴士那樣出入頻繁，但小泉一當就當了近六年，有一種說法是他敢於向中國說「不」，但事實是小泉甫上台就斷了這種政商結合的米路。小泉任首相時全力阻止再建造一條由關東到關西的高速公路。先不說這條高速公路本來已有一條，那是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前夕開通的東京到名古屋「東名高速」，而新公路的推動者，則是希望這條新公路能夠開到自己家鄉，無視列車可解決大量人口高速運輸。這麼一來，由於每段路由不同開發商承包，一人一段，地方黑幫操縱的建造承包商便能名正言順搞到生意，肥了腰包。

黑社會因為工務工程掙了錢，倒過來又要孝敬國會議員，因為這樣才能撈到第二次工務合約。國會議員要這些錢幹嗎？答案是用來競選。日本九十年代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術語，「七下八上」。這詞的意思是說，要當上國會議員，競選開支要至少八億日圓，只有七億日圓的下場是出局。日本政客籌到的捐獻是歸入黨庫，由黨幹事長統籌所有獻金。幹事長是財權和人力大總管，辦公桌的抽屜都是剛從銀行提取出來的每十萬日圓一札的現鈔，自民黨最風光年代，幹事長的辦公桌抽屜由上到下，三格都是錢，最上是十萬日圓一札，中間的是五十萬日圓，最低一格是百萬日圓。議員到幹事長辦公室要錢時，從幹事長彎腰取錢的角度，便知道自己錢途若何，總是陪笑對幹事長說，再下一點吧。

日本黑社會和自民黨關係密切，這種關係建築在戰後的遣返老兵身上，這也可以解釋了，為什麼日本黑幫總是立場右翼、總是對中共持敵視態度；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中日建交前，日本舉行的中國產品展铩會被人破壞和扯破國旗。戰後日本黑幫不少是退役軍人，這些人因為蔣介石的以德報怨而對國民黨心存感激，也由於軍隊的傳統，就算離開部隊之後，亦是長期跟覑當年的老上級。戰後當上首相的岸信介，於一九四五年的東京審判是一級戰犯，後來免於判死還當上首相，身邊的一大幫前部隊兄弟、現黑幫大佬自然風生水起，黑幫在自民黨是有其歷史因素。

因此，當自民黨成為美國的同伙，黑幫自然而然也成為了美國的打手。五六十年代，理覑小平頭的黑社會分子毆打左派人士和工會活躍分子，並不是社會因素之致，而是政治。有心人不妨翻些舊日報道，這些黑道涵蓋範圍之廣，從足球到棒球，從傳媒到大型企業，通通俱全。日本的黑霧是黑社會／金權政治／右翼分子的綜合體，這一刻香港尚幸還未有，但誰能保證永遠沒有？

上星期提到的美國水門案兩個記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有人問如今去向何在。伍德沃德因為一宗記者難造新聞醜聞，作為主管的他只得從第一線退下，專心寫書。伯恩斯坦轉行寫小說，成績一般，五年前寫過一部希拉里傳記《A Woman in Charge: The Life of Hillary Rodham Clinton》，平平無奇。

伍德沃德專門寫政治傳記或非小說而成了知名作家，前後寫了十八部書。這十年伍德沃德風評很差，幾部書都為當權者塗脂抹粉而遭詬病，包括《Bus hat War》。美國政界盛傳，伍德沃德很親疏有別，接受訪問的往往美言不少，至於拒訪的「恰巧」都在書中以灰頭土臉收場。

人總會變的，此之謂歟。

蔡玉萍：出軌政客的妻子如何應對丈夫的性醜聞？

2012-03-11T09:25:00.005+08:00

明報 11-3-2012

最近唐太郭妤淺三救出軌夫成為了城中熱話。有人為唐太的包容言論動容，大讚其具中國傳統女性的美德；亦有人批評郭不問是非黑白，一味容忍及縱容不忠夫君。男政客的性醜聞在西方國家無日無之，最為港人熟知的是美國加州前州長阿諾舒華辛力加與家傭的13年婚外情及私生子新聞，以及前美國總統克林頓與白宮見習生萊溫斯基的性關係。到最近克林頓太太、現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其長期助手阿貝丁（Huma Abedin）的丈夫，前任紐約州國會眾議員韋納（Anthony Weiner）亦因性醜聞而黯然下台。面對丈夫的性醜聞，作為事件中可能最受傷害的人，這些政客太太如何應對？

有政客太太默默的站在鏡頭前支持丈夫，如前紐約州長斯皮策（Eliot Spitzer）的太太思爾達（Silda Spitzer），在其夫宣布為醜聞負責而辭職的記者會上，她一直默默的站在他旁邊。但亦有愈來愈多的政客太太拒絕為丈夫的性醜聞作政治公關工作。如與阿諾舒華辛力加結录25年的施賴弗（Maria Shriver），在阿諾的醜聞被揭發後只發了一簡短聲明，其內容大意是﹕現在是我最傷痛及心碎的時刻，請尊重我的私隱。兩人亦隨即宣布分居。在南卡羅萊納州前州長桑福德（Mark Sanford）2009年失蹤六日後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中，他承認自己和一個阿根廷的記者有婚外情。桑福德結婚二十年的太太珍妮（Jenny Sanford）不但缺席這個記招，她在兩人離录後出版的個人自傳，還貼題的以Staying True（保持真實）命名。珍妮的烈女本色使她成為美國及其他國家女性的另類偶像。當然與珍妮取態恰好相反的是希拉里。在1998年1月26日克林頓在鏡頭前向全國國民信誓旦旦的宣布他沒有「與那個女人發生性關係」時，希拉里站在他身旁。其後希拉里更多次接受訪問，指摘對克林頓性醜聞的指控是極右勢力的政治大陰謀。

可能因為郭妤淺與希拉里都非常公開的維護丈夫，香港有心人就把兩人相提並論。但想深一層，郭妤淺與希拉里的唯一共同點是大家都嫁了一個「感情豐富」而性醜聞層出不窮的男人。希拉里很早已顯現出其不凡的政治領導能力和野心，雖然她在多次訪問中表示自己支持丈夫是因為愛他，但更多的人相信她的行動是基於政治計算。與希拉里不同，郭妤淺在唐英年的感情缺失及僭建風波之前一直是很低調，看不到她有何個人政治野心。很明顯她三次出手救夫是唐選舉工程的一部分。如果是選舉工程的一部分，那麼郭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可能是經過唐的政治公關及超級選舉智囊團精心設計及包裝的。雖然坊間大部分對郭護夫言論的討論都聚焦在：點解呢個女人咁好？更有媒體封郭為「絕世好妻」。但作為選舉工程的一部分，郭的言論可能只為顧全大局，未必是她真心所想。更有可能的是，郭的言論反映了唐那些上流社會的超級智囊對男性有婚外情的想法。

上流社會的婚外情

細心分析郭妤淺為丈夫婚外情作出的辯護不外乎四點﹕（一）婚外情沒有什麼大不了，最多只反映了男人感情豐富和蠢，無關人格誠信問題。（二）男人只要還曉得回家，縱使他到處留情，女人都要隻眼開隻眼閉，千萬不要向後望，不要去想不開心的事。（三）女人的責任是維護家庭的完整，縱使任何事情發生了，都不要使家庭成為戰場。（四）丈夫「向外發展」，可能是作妻子的未克盡妻職，因此要自我反省。很難想像以上的這四個觀點是大部分現代女性的想法，也很難想像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大部分的男性面對婚外情時會這樣大言不慚的為自己開脫。事實上，我們最近在做的一個關於香港男性的研究發現，無論是基層或是中產的香港男性，在性別觀念上已有改進，起碼很多已婚的男受訪者都不認同婚外情，亦認為男性要很小心的處理與女性朋友的關係，要好好的守住那條界線。不能以受不住誘惑為藉口為不忠行為開脫。但是香港的上流社會又是另一回事，香港在1970年立法禁止男性立妾，但香港上流社會的男性，財大氣粗，無視這個法例的存在。在上流社會中，不但妻妾成群的人比比皆是，已婚上流社會男性與女星的緋聞更是數之不盡。在這樣的情下，唐競選辦的這些上流社會超級智囊會為唐的出軌想出這樣的辯護不足為奇。事實上，今次競選不但見證了唐競選辦那些上流人物與香港社會普羅大眾對特首誠信及道德要求的落差，也見證了這些人的性別觀念遠遠落後於民情。無怪乎唐太三度救夫，要不落得使人對唐更不接受，要不就眦譽參半。

對不起給予他公權力的民眾

其實政客的私生活之所以成為大眾關注熱點，除了是大部分人都很八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客操控覑公共權力及資源，其個人誠信對公眾利益至關重要。公眾對政客性醜聞的知情權可分為幾方面﹕首先大眾以政客的私生活作為一個量度其在公共領域處事可信度的指標。換言之，大眾擔心一個在私生活不檢點，不尊重對婚姻誓約的政客在行使公權力時也會不檢點，也會受不住引誘和難以抱持個人原則。其二，很多時政客的私生活演變成性醜聞是因為大眾擔心政客濫用權力及公共資源以滿足一己私慾。其三，很多政客在競選時滿口仁義道德，但真實生活卻反其道而行。揭示政客的性醜聞就等同是揭開他虛偽的面紗。其四，很多政客在面對緋聞時矢口否認，到證據確鑿時就唯有承認。此時的問題就再不是性醜聞的問題，而是政客滿口謊言，誠信盡失的問題。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因性醜聞被彈劾的直接原因也不是和萊溫斯基的關係，而是他被懷疑在被調查過程中有教唆偽證和妨礙司法之嫌。對普羅市民來說，政客的性醜聞的關鍵不是他對不對得起他的太太，而是他對不對得起給予他公權力的民眾。因此，唐生和你的競選辦們，下次請不要再把唐太擺上台，自己面對吧。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黃洋達﹕笑死朕﹕救救夢熊，停止活取熊膽汁

2012-03-11T09:23:00.002+08:00

明報 11-3-2012

特首損戰，顧名思義，就是一場鬥陰損的戰鬥，三方候選人中，以「涼薄」見稱的「涼營」，掌有一批秘密武器，「涼營」特設一個部門研發及製造這些秘密武器，這個部門叫作「歸針堂」！

「歸針堂」專責在敵方陣營放針收風，同時也會向敵陣施放毒針，「涼營」施放的毒針，全都曾以藥材淬煉，這種藥材顏色漆黑，故此藥稱作「黑材料」。

「黑材料」是如何煉成的？原來是「歸針堂」以古法炮製，先得飼養瀕臨絕種的大黑熊中異變種﹕夢熊。「歸針堂」抽取夢熊膽汁，再將膽汁煉製成「黑材料」。「涼營歸針堂」這種製藥方式，受盡各界批評，世界各地的動物權益組織，都公開譴責「歸針堂」的做法，指摘他們不人道對待夢熊，而且有消息指出，「涼營」已做好心理準備，當夢熊的膽汁全數被抽乾，他們將用完即棄，與夢熊劃清界線，將半死不活的夢熊，流放到大西北。

面對各方指摘，「涼營」一直迴避回應，無論傳媒大眾問他們什麼，他們總是有如鬼上身一樣，反覆吟誦同一句話﹕「比政綱、比理念、比能力」。

然而，輿論壓力過於巨大，「涼營」沒法子之下，唯有將夢熊養殖基地對外開放，現場展示了「無痛養熊取膽」全程。

此次「歸針堂」開放日吸引了百餘名媒體記者。據現場媒體記者透露，「歸針堂」對每人開放的觀察取膽汁時間為三分鐘。

而一直反對小圈子選舉的反對派人士，雖然早前已通過facebook起義，成功爭取「涼營茶聚」的入場資格，但這一回，「歸針堂」卻以「事先未按流程登記」為由拒絕參觀。

「歸針堂」對參觀者提出了嚴禁發出噪音和使用閃光燈，以及參觀過程中記者不得提問，留在座談會上統一作答等要求。

有現場記者表示，取膽汁過程中，夢熊顯得很平靜，一直在吃食。

但也有人表示，整個參觀過程「走馬看花」，缺乏第三方專業人士評價，感受大打折扣。

許多環保組織和動物保護人士批評說，這種所謂「無痛抽取膽汁」的技術實在非常殘忍，會在夢熊身體上造成一個長期無法癒合的、深入其腹腔直達膽囊的傷口，給每日被抽取膽汁的夢熊造成身體及心理上的巨大折磨。

參觀後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向「涼營」負責人提問﹕「你又不是夢熊，怎麼知道夢熊不痛？」，面對質問，「涼營」負責人居然笑覑回應﹕「你又不是夢熊，你又怎麼知道夢熊會痛？」

記者唯有直接訪問夢熊，豈料夢熊居然真的會說話，又像是鬼上身一樣，吟誦﹕「比政綱、比理念、比能力……」

沈旭暉：訪毛記﹕解讀唐梁撕裂建制之謎

2012-03-11T09:20:00.001+08:00

明報 11-3-2012

這個特首選舉訪談系列刊登以來，不少朋友認為只關注候選人，並不能反映真正民情，因為不認同這個選舉制度的市民人數不少。

而且隨覑選戰變成「偽君子之爭」，傾向不選擇任何官方候選人的人數持續增加，這和一般選舉的上述比例隨覑候選人愈來愈被公眾認識而下降，完全背道而馳，反映這選舉的整體認受性已呈現真正危機；而同樣是小圈子選舉，這危機卻是前兩任特首當選時從未遇上的。

由於泛民代表何俊仁也有參加這次選舉，我們決定訪問一位由始至終反對「小圈子選舉」的公眾人物梁國雄議員（長毛），希望為讀者帶來研究政情的新視角。筆者希望大家暫時放下對長毛本人的喜惡，細味他的一家之言，特別是他剖析唐梁相爭何以撕裂建制派，教人慨嘆旁觀者清。

一、「欽點」之下的民調是agenda setting

沈﹕你反對「小圈子選舉」的立場和理由眾所周知，但這次的「小圈子選舉」，卻加入了「民調」這個關鍵元素，其中一方強調選委必須根據民調結果投票，你認為這是邁向民主化的進步，還是一個誤導？

毛﹕自然是誤導。其實，從前北京一直也用民調影響選舉，會不斷把他們心儀的候選人說成「才得兼備」，抹黑梁家傑、李永達等泛民對手多麼不濟，由於民調的前設有誤，建制候選人才得到不符事實的支持，根據民調，連曾蔭權上台也有七成支持。到了今次，中央出現兩派利益爭逐，導致選委各有所依，才出現所謂「民意導向」的說法，而他們要短期影響民意，自然以抹黑對手為主，但這種「民意」是被操控的，因為可以選擇的人都是欽點的人，但大眾卻不察覺參與民調時已墮入圈套。很簡單，在威權政治下，獨裁者會希望群眾順服，和信奉他們意識形態的官方解說。

沈﹕為什麼說這次選舉的民調是被操控的？

毛﹕民調本身是有agenda setting的，學術上，即是framing。這首先要問問傳媒，因為他們可以主宰民意的走向。你看，所有媒體、兩名建制候選人，甚至包括何俊仁，都在強化一個事實，就是「阿爺」一定只會兩個選一個，所以香港人也只能兩個選一個（不少選擇「棄權」的根本不會回應民調），這問題本身就是最大的問題！如果問，香港人覺得誰做特首比較好，由於香港人已被誤導為必須二選一，梁振英一定會佔優，「因為佢個樣好鱓」，而這種形象的對比，正是傳媒做出來的，但為什麼我不喜歡一個，就代表要支持另一個？香港的傳媒可以得罪梁振英、可以得罪唐英年，但他們不會得罪阿爺，現在的報道、民調，全都是圍繞「唐梁鬥」、「豬狼鬥」，但他們二人是怎樣被欽點出來、背後中央怎樣操控，這些香港的媒體由始至終沒有說過，學者和中產階級自己也不敢講這一點，我們期望的人都不敢發聲，擔心批評任何人就被扣上B隊的帽子，彷彿是自己認命了。

二、唐、梁分別代表哪些利益？

沈﹕但現在畢竟是「有競爭的選舉」，以你的觀察，唐英年和梁振英分別代表哪些利益？你認為北京的佈局又是怎樣？

毛﹕很簡單，這次的建制派內部競爭，反映中央內部有多不齊心之餘，這也是他們對香港利益分配有不同看法的結果。一方面，一些領導退而不休，仍然用舊人脈去影響政局，並和新人事產生了不同看法，這是唐營的背景。梁營代表的則是回歸以來不得志的土共，以及香港的二三線邊緣財團，但他在大陸背後的人脈我們是看不到的，他亦無須讓你們看到，因為這涉及北京的宏觀部署。

沈﹕你說「他在大陸的人脈」，具體指什麼？

毛﹕自從中國加入世貿後，經濟政策要開放，以面對大量外來資本，這樣中央的治港策略，就不只是不讓香港成為顛覆基地，也不是單純用香港來做一些中國在國際貿易不能做的事，而是要利用香港作為亞洲的金融資本中心。所以自從2001年開始，出現貨幣寬鬆政策，大量資金湧來香港，這是北京各派必爭之地，大家各自鬼打鬼。二三線邊緣香港財團上台，內地企業在香港的影響力才得以擴大。

三、「立體的官商勾結制度重新洗牌不代表打擊地產霸權」

沈﹕根據民情，不少市民認為唐英年代表地產霸權，而傾向支持梁振英，因為相信他可以打擊「地產霸權」。你怎樣看？

毛﹕我與他「賭人頭」，他一定做不到！中國共產黨不能承受與富豪翻臉的風險，只不過希望有新秩序；現在的官商勾結不能用香港的平面來看，而需要綜合全國立體地解釋：內地財團希望不用依賴香港財團也可以發達，但香港財團在內地卻必須依靠內地財團才可以發達，因為是涉及生與死的問題。把上述規則確立，調節香港與內地財團的主客關係，正是北京一些人希望出現的重新洗牌。

沈﹕若如你所言，唐英年代表香港的一線財團，梁振英代表二三線邊緣財團及背後的內地資金，若後者當選，會代表香港財團失去影響力嗎？

毛﹕當然不可能。這個立體官商勾結制度出現後，不過確立了新的遊戲規則，但不代表香港財團不重要；梁振英自然明白，在香港若不用靠那些大孖沙，是不可能的。他一挾被操控的「民意」當選，就會有一個策略性調整，當年董建華也是這樣，他推行八萬五，但面對一班大孖沙，最終也要推倒。其實，你看梁振英的政綱，承諾了的居屋數量絕對不能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當選了，香港人還是無屋住。而事實上，唐英年的房屋政綱和他的完全一樣，我看不出他們有任何分別。

沈﹕你認為梁建立「非唐」的形象會否取代泛民？他是有意佈局來製造假象，還是只是不知道自己處理不到？

毛﹕他自然一早就知道自己處理不到，他這麼熟悉地產，怎會不知道？其實他是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他又不敢處理前海、河套這些計劃，卻只批評曾蔭權，其實他是「過了曾蔭權一棟」。曾蔭權任內要處理所謂「六大X家產業」，以及前海和河套區計劃，這是北京教他做的，說白了，就是要把不值錢的土地變成值錢的土地，參與這些項目的商人是一定會發達的，只是這些地方能否持續發展，就是另一回事。對北京的方針，梁振英自然不敢反對，他的做法只能是在地產霸權內部進行重新洗牌，看誰可拿多少就拿多少。他先把樓價推低，只是提供了新財團入市的機會，餅是一樣的大，而且新興地產霸權還可以賺取由低入市的差價，可以賺得比舊的更盡。

四、「何俊仁已成為人質」

沈﹕向公眾解釋建制內部唐梁之爭所代表的利益集團所在，原來應該是泛民參與選舉的最大目的，你認為目前何俊仁能否擔當這角色？

毛﹕何俊仁完全是無恥！他說參選，是要去突顯小圈子選舉的不義，但現在唐梁二人的內鬥，已經充分顯示了選舉如何不義，他們二人帶來這方面的信息，做得比何俊仁好得多，那他仍然留在選舉有什麼價值？他除了拉下衫尾，什麼也做不了，根本形同這選舉的人質。

沈﹕何俊仁參選不能達到應有效果，是否反映了泛民的整體定位和策略也有問題？

毛﹕現在民主黨領導的泛民，最大的死穴，就是不敢正面面對剛才談及的內地腐敗，以及它與香港的互動關係。他們只會把中共當成很抽象、很遙遠的物體，就像發明了一個永遠邪惡的撒旦，但這個撒旦是一個無人性的神，但他又不貪婪，只不過獨裁而已，這怎麼可能？泛民不能在理論層面解釋為何香港在回歸後會變得愈來愈差，其實就是源自小圈子選舉，那樣市民就會問﹕「中共一黨專政，與我何干？」現在，北京透過CEPA完全影響香港，操控十分完整，泛民看不到中央的轉變，以及香港政府的結構性腐敗，缺乏宏觀視野，他們對香港政府仍然停留在從前的認知，自然不能爭取支持。要得到更深層次的看法，必須要了解中國和香港政治經濟發展才可以。民主黨正是因為不認識這個問題，才會有2010年的變化。反而在反高鐵的時候，那些青年先走了一步，但議題到了泛民手上，又變成了掏空靈魂的倫理之爭。不認識這些轉變，繼續用那些舊論述，只會日漸衰敗。

五、「泛民必亡」﹕六四黃金比律已無意義？

沈﹕你說的這些問題，若是泛民看不見，中央看見了嗎？

毛﹕其實，中央反而是能看到的。所以，你看到現在愈來愈多的「疑似親共派」出現，但他們都不是放在同一個麻包袋內，而是分開的。這固然是要方便管治，因為任何親北京政黨太強的話，就有變成opposition的可能性，這對中央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其次原因就是要利益分散，讓這個腐敗體系有不同的出口。就像阿爺養了很多狗，如果有多幾個名，一頭叫Daisy，一頭叫Lucky，分開來叫會比較好，因為分開叫的時候，你的狗會有自己的骨頭，而不是分享同一塊公共骨頭。

沈﹕這樣下去，泛民會否在新一任特首任內邊緣化？我曾訪問何俊仁，他對泛民能長期維持「六四黃金比律」很有信心。

毛﹕假如泛民只是希望對手犯錯，而沒有整體論述，說不出小圈子選舉的變化，和政權的腐敗特質，只懂叫口號，是沒有前途的。尤其是民主黨，只會和建制愈走愈近，而如果一個政治派系無靈魂、無分析，中央是不會怕的。「六四」之比是可以掏空的，可以變成「四六」也行。事實上，「泛民」這個概念只有一個用途，就是在政制改革需要2/3票數時運用否決權，但他們上次不運用，「泛民」的概念已變得無意思，他們也已經泄了氣。你說我發夢也好，我深信中國是會改變的，若明天中國改變了怎麼辦，沒有人告訴你怎麼做，你們就沒有自己？現在泛民已成為了政府的「戰略性伙伴」，雙方都沒有對方不行，只是內部有分歧，但不會反䒷。從歷史來看，泛民必亡！

六、最後決戰﹕唐梁之別，與泛民的最後抉擇

沈﹕最後，假如你必須要在唐、梁之間選擇，你會怎樣選擇？他們有什麼不同？

毛﹕我說過很多次，在經濟層面，他們其實都是一樣的，若是梁振英當選，最多只是李嘉誠賺少一點、他們那邊的人賺多一點而已。但我認為，他們最大的分別就是在廿三條，梁手持的「投名狀」就是廿三條，因為他會告訴中央，如果讓他來做特首，就會立廿三條，因為他並不會只想做一屆，如果他能夠說服香港人立廿三條的話，就等於政治上可以說服人，他能再做特首；至於唐英年，他是沒有這個 perspective的。其實立廿三條不是想象中那麼難，不知你知不知道一個內幕消息，當年廿三條本來是能通過的，民主派其實已準備接受改良方案收貨了，只是田北俊忽然倒戈，才通過不了而已。曾鈺成說考慮參選時，我很衷心的走到他的辦公室跟他說，「你實在還不夠無恥，不要選吧」，相較下，曾蔭權、唐英年這些是小無恥，梁振英是大無恥。

沈﹕對選戰出現的特務文化、黑金政治，你是否擔心？

毛﹕我們每人都有一個檔案的，我有，你也有，你想那些民建聯的人沒有？只有更加厚！我早已預計了做一切都有人監控的，坦白說，連昨天我跟誰一起 XX，他們也一清二楚，今天你和我訪問，他們一看我們的IP這樣近，就知道一切。連我上次到泰國開一個會，也明顯發現有人在監視。這就是這個體系的恐怖。

沈﹕你希望在餘下的選舉過程，泛民可以承擔怎樣的角色？

毛﹕第一，泛民知道怎樣和唐英年鬥爭，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準備和梁振英鬥爭，但現在泛民出奇地沉默，不敢批評他的為人，不敢分析他的政綱。究竟他們在做什麼呢？第二，從泛民的角度看，當然要旗幟鮮明反對目前的「唐梁之爭」，因為他們已經撕裂，而要突顯選舉的不義，就要先突顯中央的操控。在這前提下，泛民根本不應參選特首，何俊仁本身也是小圈子選舉的候選人，可以批評小圈子選舉無恥嗎？他理應要做到令市民更加憤怒，不是要在小圈子選舉內反對，更要在選舉以外予以譴責。可惜何俊仁毫無大局觀，他的策略，好像在205票泛民選委票外多拿20票，就是一個勝利，很可笑。至於選舉當日，若他最後決定和泛民選委集體不進場投票，那對反映市民對這選舉的不滿，未嘗不是比較積極的亡羊補牢吧。

沈沈旭暉

梁梁國雄

訪問助理吳淦濠

編輯梁詠璋

明報社評: 美以雙簧一軟一硬奧謀連任緩圖伊朗

2012-03-11T07:20:00.000+08:00

明報 11-3-2012

3月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會見到訪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這場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舉行的會晤有一個令人摸不覑頭腦的情景：奧巴馬說要通過外交和制裁手段來制止「伊朗的核野心」。這即是說，美軍早前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在伊朗周邊水域出現，不是準備攻打伊朗的前奏。到奧巴馬講完，旁邊的內塔尼亞胡接覑說，以色列的安全受威脅時，「基於主權，具有自行作出決定的權利」；又說以色列必須隨時具備對抗任何威脅、自我防衛的能力。

這一番各自陳述的對話，表面上各有各說，似乎在外交層面而言，並不符合美以的戰略伙伴關係。眾所周知，美國在中東的唯一堅實盟友是以色列，也是美國在中東的唯一可靠的落腳點；美國生產的最先進武器，首先裝備的外國軍隊便是以色列，美國還因為維護以色列而吃過1970年代初的石油危機苦頭，按理美以公開鬥嘴是不太可能的事。

然而，從各自利益出發，便會發現，這場所謂「鬥嘴」，其實是一場巧妙的、奧巴馬和內塔尼亞胡各取所需的雙簧。奧巴馬上台到今天，4年的白宮歲月磨成了一個非和平主義者。對於曠日持久的伊拉克戰爭，奧巴馬已經鳴金收兵，但對於有需要打下去、對美國反恐大計有助的阿富汗戰爭，美國不但沒撤軍，相反更是增兵。若說是因為奧巴馬是「和平主義者」，認定這番白宮講話是對伊朗的忍讓，那是大錯特錯。

攻伊或引發封霍峽油價勢升拖累美國

奧巴馬完全是從美國國內政治和經濟角度出發說這段話。美國從小布殊到奧巴馬，對伊朗核問題都如芒在背，寢食難安。可是美國若出兵攻打伊朗，或以手術式空襲伊朗核設施，美國並無一擊即潰的把握。這麼一來，美國打伊朗不死，伊朗倒過來出兵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令世界兩成的石油出不了波斯灣，國際油價馬上茘升，而且不可能止於早前估計的一旦開戰就升到150美元一桶，而是更高。今天奧巴馬的唯一主要任務，是在年底的大選連任，其他所有事都可暫時放下，但若開戰後油價茘升，美國本來已疲弱的經濟必會一沉不起，所謂增加就業更是無從說起，連任大計隨時泡湯。

奧巴馬可以忍手不發，但這個信息若被伊朗理解為美國懦弱而加快發展核武，於美國的中東戰略來說是巨大挫敗，內塔尼亞胡的到訪，便是可以補充此中的「不足」。內塔尼亞胡是以色列鷹派，一貫主張強硬，奧巴馬以相對溫和的姿態論述伊朗核問題後，內塔尼亞胡的以色列「有權自衛」發言大大補足了這一方面。以色列在中東佔盡優勢的空軍，主力戰機都是美國製的F15及F16，以色列近30年雖全力發展自家品牌武器，但一時間無法從美援脫身，而戰機的維修零件必須靠原製造商供應，這就決定了以色列不可能在一些戰略問題上違反美國利益。

另一方面，美國國內猶太裔游說力量龐大，各黨各派都無法拒絕猶裔捐獻，加上一旦以色列被摧眦，美國全盤世界戰略必須從頭再來，奧巴馬與內塔尼亞胡各自表述一文一武立場這場雙簧，向伊朗和世界亮出了大棒子和胡蘿蔔的兩手策略，含意極為明顯。

美國今天的外交熱點不是中國，是伊朗。國際社會有消息說，伊朗此刻距離製成核武只差一年左右，一年之後，伊朗若擁有核彈，中東格局變成「今天誰也不怕誰」，以色列本是唯一擁有核武的中東國家，若伊朗也有，兩個死對頭都有終極武器，格局即變。遠在核彈投擲範圍外的美國固然傷神，但以色列在伊朗毗鄰，隨時成為第一個吃原子彈的中東國家。奧巴馬表面不急，卻是五內如焚，這場白宮「各說各話」，表達出來的美以都以伊朗為最大關注的取態——美國近期連串舉動，大多和伊朗核問題有直接及間接關係﹕對朝鮮關係好轉，除了不欲同時處理兩個核熱點，更是希望通過和朝鮮接近，從而斷絕被認為是伊朗核技術主要來源的朝鮮的中東關係。

若要攻伊朗應在11月大選後

可以預見，美國將在伊朗問題上有所動作，其中一樣是把俄羅斯及中國拖落水。伊朗與中俄關係良好，但美國也知道，中俄在核問題上和伊朗的利益不一致，中俄都希望中東維持現狀，更大的企圖是核子俱樂部維持現時格局。從聯合國過去幾次就伊朗核問題決議投票結果，中國贊成多於反對可見一斑。伊朗則是拚命研發核武，目的在於維持生命線——中東的「茉莉花革命」愈颳愈近，親西方的國家日多一日，埃及是其一、敘利亞危如纍卵，核武是伊朗在四面楚歌下的唯一防身武器。

美國在11月大選前都沒有政治誘因攻擊伊朗，白宮現時是怕以色列自行其事壞了美國大事；可是，倘若伊朗在這段時間發展出核武，美國中東利益勢必大受打擊，這才有3月5日奧巴馬和內塔尼亞胡這兩段講話。過了11月，美國下任總統塵埃落定，從那時起，任何時間都有可能大幹一場。

張雲：不可持續的「普京模式」

2012-03-10T11:07:00.001+08:00

「普京模式」必須升級，否則將可能面臨下台的危險，因為它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上都是不可持續的。但是改起來似乎並不容易。普京的思維定勢仍然有兩大框架，第一是對外冷戰格局，第二是對內葉利欽時代的混亂，這些也阻礙了他進行變革的能力。這種思維定勢讓他相信必須要保持權威才能防止國內和國際勢力的顛覆。

３月5日，俄羅斯首相普京以64%的高票當選俄羅斯總統，在這場被認為沒有懸念的總統選舉結束後，「普京模式」要面對的卻是充滿懸念的未來。

「普京模式」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上個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的葉利欽治理下的俄羅斯遭遇了嚴重的政治混亂和經濟蕭條，俄羅斯民眾們對於所謂的民主化和自由經濟感到失望。在這種背景下，普京以政治強人的形像登上了總統寶座，對內政治上強調管理下的民主，經濟上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在外交上態度強硬，表現俄羅斯的大國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蘇聯解體後民眾對於具有領導力的領導人的迫切需要。厭倦了冷戰結束後的混亂和貧窮的俄羅斯人將政治交給了普京，而他們則專注於物質生活的改善。

同樣，「普京模式」也具有偶然性，尤其是石油、天然氣價格的高漲讓過去十年「普京模式」得以延續。當普京當選的時候，原油價格為每桶19.80美元，現已漲至118美元，俄羅斯的出口中石油和天然氣占68.8%。資源出口的經濟收益讓普京政權以穩定帶來繁榮來說明有管理的民主和國家干預經濟的模式有了更強的理由，而民眾生活的改善也的確是事實。

「普京模式」的不可持續性

在政治剛性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普京模式」的強政府得到進一步加強，同時，俄羅斯的弱社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發展，主要體現在中產階級的出現。這些主要居住在大城市，受過較好教育，使用互聯網，相對年輕的中產階級據報道大約占俄羅斯人口的10%，他們已經開始對「普京模式」中的穩定神化提出了質疑認為這是停滯不前，對於強國家與權貴經濟的勾結看成是阻礙俄羅斯發展的障礙。

去年9月，當普京和梅德韋傑夫提出互換職位後，中產青年的質疑轉變為憤怒，並在杜馬選舉後開始迸發。根據輿論調查公司雷伯達中心的調查顯示，20世紀前十年支持率超過80%的支持率目前已經下降到了60%，不支持率開始接近40%。

應當看到在過去的10年時間裡，俄羅斯比冷戰結束後更穩定，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但是為什麼他們還是不滿呢？因為俄羅斯人的要求提高了，解決了溫飽以後，普通民眾開始追求有尊嚴的生活，要讓自己的聲音得到表達，訴求得到滿足，對於治理的要求提高了。他們的不滿主要體現在對於政治壟斷，社會不公和貪污腐化的憤怒。在政治上，他們認為以穩定來否定人民參政的做法應當結束。在社會流動上，他們認為經濟機會被少數人所壟斷。在治理上，他們反感大量的官商勾結，侵吞國家資產。

目前俄羅斯GDP中的國家部門的比重約占50%，政府對於經濟的干預是很大的問題，這也就為官員貪污腐敗提供了土壤。根據世界銀行的商業環境排名俄羅斯排名120位，政府干預和稅制問題，很多的企業逃往海外，去年淨資本流出額為前一年的2.5倍，達842億美元。人才、企業、資本的三重流出如何得到控制是一個難題。2007年以後，俄羅斯資本淨流出的增加就一直是個問題。2月16日，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公開表示每年有相當於俄羅斯4%的資金由於貪污被轉移到海外和黑市。大量的皮包公司為官員尋租創造了機會。支持現體制的既得權益集團包括掌握石油權益的副總理謝欽，軍工產業則被原克格勃官員控制。俄羅斯GDP的10%-15%被普京派控制，國有銀行總資產的40-50%為普京派控制。

「普京模式」的經濟基礎也受到挑戰。石油和天然氣的出口占了俄羅斯出口的三分之二強，但是情況正在變化，頁岩氣的開發正在壓迫天然氣的價格，石油價格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高漲，歐洲的需求在減弱。俄羅斯的公共支出已經占GDP的40%，對於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來說已經比較高。在選舉前，普京又多次作出承諾將增加公共支出1600億美元。如果石油和天然氣價格不能保持高位，普京就不能繼續維繫原來的模式。

「普京模式」要升級和選民要成熟

普京的未來取決於怎麼變，而不是要不要變。「普京模式」必須升級，否則普京將可能面臨下台的危險，因為它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上都是不可持續的。

但是改起來似乎並不容易。普京的思維定勢仍然有兩大框架，第一是對外冷戰格局，第二是對內葉利欽時代的混亂，這些也阻礙了他進行變革的能力。這種思維定勢讓他相信必須要保持權威才能防止國內和國際勢力的顛覆。但是目前俄羅斯的事實情況可能同他想的狀況並不一定相符。普京仍然相信那些反對者是在執行西方陰謀的背叛者，並將對他們采取嚴厲措施，但是並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是有組織的反對派，也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他們是西方的走狗，過於嚴厲的壓制只會進一步刺激反對者。

事實上，示威者需要的是法治和秩序，需要的是公正和良治，而不是混亂和崩潰。可是普京不相信中產階級，他們之間需要有對話的渠道，互相建立一定的信任關系。要知道中產階級是講道理的，而不是頑固的顛覆政權的背叛者。俄羅斯的社會已經發展起來，需要的是更多的疏導，而不是圍堵。家長式的管理方式屬於對民眾的不放心心理的體現，但是社會必須要發展，國家才能有前途。

與此同時也要看到改善治理也不應當是單方向的，選民的素質也同樣需要提高，而不僅僅是依靠提一些反對的口號。俄羅斯目前還沒有有力的反對黨，他們缺乏具體的治國方案，中產階級也一樣，畢竟治國不能夠僅僅依靠口號實現。只有國家和社會都發展起來，成熟的民主體制，良性的治理才能實現。

作者是日本新潟大學大學院現代社會文化研究準教授

林崇發：陳之藩兩極化的自己

2012-03-10T10:46:00.000+08:00

信報財經新聞 10-3-2012

一天，走進一座被現代化高樓大廈包圍着的中式典雅建築物，想要走去建築物的另一邊，一間古樸的圖書館，尋找真理和智慧。通往那處要經過一條長廊，殖民地風格影響的圓拱形頂部，一條條圓柱分隔長廊，和庭園中間的花園。夜幕低垂，烏燈黑火，想要在黑暗的長廊走到另一面也有困難，圓柱掛着昔日的油燈，燈火都努力燒燃最後一分光，每走前一步，高樓引來的寒風，一盞盞走燈都被吹熄了，一盞又一盞。

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說：「我閱讀過他（陳之藩）的散文，他是最近幾十年來最好的散文家之一。」陳之藩教授之所以被稱為文人和散文家，皆因他的文字功力讀起來如文學家，而正職從事電機工程研究工作，出過過百論文，也在世界頂級學府做過研究。他幾部散文集《旅美小簡》、《在春風裡》和《劍河倒影》，皆為上品。

稱呼他為陳教授，恐怕有失他高貴雅致的身份。今天教授泛濫，名譽沽釣，很多教授學者，不過在大學機構處理行政工作和出論文，一不小心，誤將世俗之風，吹到陳之藩先生的清名，壞了先生的氣節。在四書五經之時，只有學問德行的前輩，才可冠稱之為「先生」。如西方的gentlemen，是不可戲稱的。

寫文章如利用文字，跟讀者對話。一個文化人，寫優美文字並不出奇，但一個以數字為伴、公式為友的電機工程學者，以文字表達出一種境界，往往令人覺得陳之藩先生是學術界和文化界的珍品。讀陳之藩先生的文章，做字和用句不造作，琅琅上口，用中學生般淺白的字句，發出一種對國家總是鬱悶的感情，國事家事的意境，配上淺白文字，像一碗下了一點炸菜的白粥，味道豐富而清淡。這一種風雅，奠定了他在文化界的地位。而作者那一份端莊優雅的人文教養，正是今天暴發年代失去的民族性格。

《旅美小簡》是一本留學生的札記。一個比較悲觀，對國家有志不能伸的年輕人，在海外讀書的前後時期，一些對人生、家庭、國家不同問題，思考的紀錄。陳之藩剛到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碩士，他說：「這幾十篇散文的寫作，有一個共同地方，那就是在寂寞的環境裏，寂寞的寫成的。」到過海外留學的學生都會有過「鶴以青松為世界，鷗將白水作家鄉」的境界，重新尋找自我，重新塑造世界觀。

道出送兒女的幻想

「到美國以後的生活是這樣的：上半天到明朗的課室去上課，下半天到喧囂的實驗室玩機器，晚上在寂靜的燈下讀書。常到週末，心情上不自主的要鬆一口氣，逐靜靜的想半天，寫一篇小簡，寄回國去。」恐怕這一段在《旅美小簡》前記的小節錄，道出不少今天送兒女到外國的幻想。幻想兒女到外國讀書，挑燈夜讀，每天浸淫在學問之中，終有一天學成歸來，成為有智慧的好兒女。

陳之藩先生1954年第一次出外求學，當年時的留學生，沒有今天中國崛起來的子女般幸福，出國如投胎傳世，一出，可能出上十多年去。「祖母如果要問一下，你以後幹什麼呢？我一定立時可以答出：留學。」陳之藩先生少時對留學滿有幻想，「那時的觀念，所謂留學生大概就是狀元的變名。」正當他準備離開自己國家，要去追求少時夢想時，卻滿懷心鎖。

陳之藩先生如當年出國留學的文人學者一樣，都出身自貧窮家庭，一邊讀書，一邊到田間工作。在西北工學院（北洋大學）攻讀電機系，讀了幾個學期後，忽然想讀哲學救國，考入了清華的哲學系，時任清華大學邏輯學教授的金岳霖卻勸退陳之藩，最後完成學位後，便籌錢到美國進修。

受知識殿堂庇佑

這個一度想在國內讀成書，做大事的青年人，畢業後投身社會一段短暫時間，到了美國後，便回想當初「天真」和「幼稚」。「（內地）大學的課程表，還是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標準上……作事呢，近乎可笑了……環境無助，許多努力都幾為徒然。」幸好當年陳之藩先生及時離開飄搖不安的社會，到彼岸的美利堅，受知識殿堂庇佑，否則他清幽的文字也未必有機會綿長不滅。

讀那一代留學生的文選，不單讀到那些年文化精英的思想，從他們筆下的字裏行間，寫出一個時代的畫面。閱讀之間，彷彿心裏有一位文人導嘗歷史。《旅美小簡》刻畫了二戰後美國的學術盛世，當整個世界都忙於收拾戰後殘局，美國的高等學府都變成他筆下「智者的旅店」，亦看到美國數十年內，將全球知識分子吸納的能力。

「科學界最有貢獻的人，不是由歐洲學校給訓練出來的，就是由歐洲流亡來的。」解釋了美國當今的政治經濟地位，不單靠經濟增長，更重要依靠一批富商資助學術研究，如通用電氣公司和福特公司，當年捐出大筆錢，用以提高教授們的待遇，皆因他們「不計較這些旅客的工作，只是供給他們安適的環境，與閒暇的時間，讓他們去思想。」相比起今天，世界各地的學府，甚至美國本土當年「智者的旅店」，今天也淪為論文「跑數」而爭排名的競賽。

綿長不滅

陳之藩先生在《旅美小簡》所描繪的自己，是一個兩極化的自己，一方面受當時美國的社會和學術界的樂觀氣氛影響，享受在自由國度追求學問的生活，但另一方面，每次感到喜悅時，總不免同時挑起他的憂國之情，不時寫道：「我們這悲哀的一代，我們這淒涼的祖國」，如王爾德（Oscar Wilde）的《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的主角，揭力自畫像憎惡的真面目藏起。

有一個朋友當時寫信警告他：「作文不要把自己的悲觀氣氛傳染給人，蓋這是一種不道德。」先生回應：「以宗教朝聖心情前來的，幻想中，前面有一片眩目的曙光，但路途坎坷，卻不免要喊腳痛的。」生於一個「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祖國，出過洋留學的人，很難可以樂觀。

新上任的台灣文建會主委，龍應台說：「文字的力量，是綿長不滅的。國民作家，也許不熱鬧，但人們對國民作家會永遠的脈脈有情。陳之藩就在我們不滅的溫馨記憶裏。」龍應台剛上任踏足政界，就有一位自民國時代的清雅文人學者與世長辭，縱使「文字的力量是綿長不滅的」，但在今天紛亂的時代之中，往前看的文明社會道路，又少了一點光，而燈，也所餘不多了。

醉一先生：先天與後天的靈力

2012-03-10T10:44:00.001+08:00

信報財經新聞 10-3-2012

人的靈力，有先天的，即與生俱來，或說宿生。後天靈力是經過訓練，或借助某種媒介，才發生效力。但在運用兩者之前，必須保持絕對虛空清靜，易道稱：復歸無極。

無極代表一切虛空狀態，回復本來的無有。極之無有，相對底下，才有機會發生自然的極有。無極者乃極端之無（佛家之謂真空），相對底下，便產生極端之有，即是太極，所以云：無極生太極，由太極又復歸於無極。若要真正完全了解無極的內涵，相信非要研究《道藏》或《大藏經》不可，但這對於非修道者而言，乃艱深費時，如果想盡快明白多一點，筆者推崇那篇只得二百六十字的《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簡潔易明。原因是這篇《心經》，在早期禪密釋義，又名為《渡無極》。

先天的靈感功能是不可異議的，可能不需要有任何學問及經驗背景，或經過任何訓練，隨時可以隨意呼喚則來，這種功能被認為是宿生的，或潛意式存在的，佛家稱這種潛意式本能為八識之中的第七識（末那式）和第八識（阿賴耶式），皆前生六根所積聚而來的六塵，成為今生所俱備功能，八為所備，七為所用。盡是個人因果業報，惟其中禍福難知而已。

福禍難知

世人多好追求靈力，為何潛意式的靈力禍福難知？理由是每人的因果業報不同，宿生有善有惡，隨着業力牽引，吉凶交雜，是故禍福無常，喜樂無端。譬如，人不應該預知的閒事，卻偏偏知悉，惹下禍根；又如不希望碰見的討厭景物，卻偏偏不停顯現，逼使人無可奈何接受這種靈力偏差。最常見的一種偏差是，某些人與生俱來便有種特殊靈力，稍有意念，便立即碰見靈異物體，不勝煩厭，以致打擾了正常生活運作。其餘還有各式各樣的靈力存在於我們空間，但據經驗研究所知，大多數的靈力都是潛意識的。

旣然是潛在意識，埋在深處，則在有意識情况下，便不容易浮現出來。要把潛在的東西拔出來，便是要在無意識情况下進行，方法有多種：其一是習靜功，即打坐習靜，其二是麻醉自已，如醉酒、藥物等，其三是重病或處於垂死邊緣（彌留狀態）。除習靜養生方法外，筆者絕對反對其餘途徑。

意隨流水

某些研習術數者，為求表現絕對靈驗，於是借助壇力修煉，以期補上術數的不足。其奧秘是透過一定的程序將偶然化為自然。最後一種是借用空間靈界之力，如前所言，正邪之氣交加混雜，互相糾纏，難分難解，這些過分強求的功法，後果堪虞。嘗遇某些習者，因過分強求靈力解决疑難，以致終日捕風捉影，導致神經過敏，甚或精神錯亂。倘若沒有正氣凛然師傅從旁引導，太過迷戀神仙法術，隨時走火入魔，不能自拔。最隹方法是意隨流水，不求貪功，不炫耀所學，不求絕對靈驗，但求心之所安，寧靜致遠，隨緣說卦，只享受其中禪趣。

醉曰：「萬卷經藏皆無用，一點靈光樂有餘。」

陳一諤：振英黑帝君臨北京明贏實輸

2012-03-10T10:43:00.000+08:00

信報財經新聞 10-3-2012

梁振英、唐英年、何俊仁三國混戰，前者大有一統天下之勢。梁先生固然有梟雄之姿，梁營更不乏悍將，坊間戲稱為港版的「復仇者聯盟」。在連月鬥爭之中，梁營善於利用真假情報的發布散播，與部分傳媒成犄角之勢，左右選情發展，相較不識干戈的唐公子黨，政治權謀即高下立見。

手法霸道適得其反

從連串黑材料風波，到近日梁營對公務員團隊、西九專責委員會的強硬態度，足見梁營尚未掌權，已開「強政勵治」之風，此自九七回歸以來，可謂未之有也。鑑於來屆政府須推行政改，並解決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等問題，甚至在普選前推動二十三條立法，中央政府本樂於看見一個強勢政府的出現。

然而，鑑於香港的人口成分及種種歷史因素，香港從來是一個反專制、反獨裁的社會，市民真心希望的是，一個開明、兼聽、寬容的特區政府，一個免受白色恐怖的政經環境。近年，市民開始懷念董建華政府，也正因如此。今天，梁先生領先的民望，或多或少是因為二元思維下，對唐先生的失望所間接而成；這並不代表社會大眾認同梁營的霹靂手段、專橫作風。

筆者曾撰文指出，梁先生的民望是缺乏民主的制度性基礎；而唐、梁猙獰的兩極對決，亦從內部撕裂了特區施政的穩定力量。在如此情況下，梁營的霸道作風、所謂的強勢領導，極有可能適得其反，引起市民、公僕、商界的大力反彈。當然，兵行險着，亦未嘗不可，但香港實在傷不起這五年關鍵時刻。

當初，中央考慮大局，傾向由愛國愛港陣營派出單一代表出選特首之時，有梁營人士鼓吹競爭，為梁先生爭取入閘製造輿論。到梁先生入閘之勢已成，他們卻自打嘴巴，以「穩定局面」為理由，矛盾地反對曾鈺成、葉劉淑儀等有志之士入閘。

「流選」「穩定」並不矛盾

如今，這些既得利益人士極力阻撓「流選」，並勾結部分媒體，武斷地把「流選」與「穩定」置於對立面上，從而扼殺中央、選委、市民的選擇和取決權。姑勿論其為了利益而前後矛盾的立場，若然中央、社會大眾皆需要多些時間、多些人選、多些討論，以免一子之錯，滿盤落索，敢問「流選」與「穩定」兩者，何來必然之矛盾？

毫不諱言，筆者傾向支持曾主席「大和解」的理念，因為這既符合香港的核心價值，亦符合特區政府、市民大眾的長遠整體利益。借「穩定」、「責任」之名，假傳中央指令的部分親中人士，胡說什麼「支持流選」等同「對抗中央」，這無疑是陷香港市民、中央政府於不義。選委們，應知道選舉為公，投票為民。

那些為了政治野心，置本港利益於不顧，企圖迫使「黑帝君臨」為唯一結果者，捨本逐末，倒行逆施，實莫過於此。

作者為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畢業生

蕭海燕﹕奪權者之戰還會殘殺多少無辜？

2012-03-10T10:42:00.004+08:00

明報 10-3-2012

終於感受到2012全球選舉年那道「氣」和衝擊（Impact）了……台灣總統選舉體現君子淑女之爭，亞太區不似過去引發海峽緊張，然而，朝鮮新領導人金正恩上場遇上韓國今年大選以及中國政府換屆，東北亞局勢依然微妙。而美國、俄羅斯、法國的總統改選，加上伊朗國會選舉的陰影下，中東卻陷入一觸即發的骨牌亂局。沒料到連香港的行政長官「小選」也亂作一團，連我們所剩無幾的信念──廉政、制度文明和法治精神──都被不同利益任意解讀甚至燒覑了。

選舉因素國際政治老生常談

「選舉因素」本是國際政治中老生常談，可是，隨覑去年歐元危機和美國經濟衰退的壓力加劇，全球經濟和民生雪上加霜，加上「後茉莉花」的中東北非地區不穩定，以及選舉和互聯網在歐美以外地區迅速普及，選舉在傳統的政黨輪替意義外，將牽涉更廣泛的國內外民意操弄、政權更替和路線（利益集團）之爭。

每天看覑平民傷亡和記者玩命換來的報道，也不禁躊躇敘利亞和伊朗有出路嗎？伊朗總統面對宗教保守派在年底國會選舉和明年總統改選的挑戰，「挑機」美歐製造陳兵波斯灣和經濟制裁的畫面和西方迫害感顯而易見，即使機關算盡奧巴馬不想出兵，當涉及以色列和歐美輿論不會忘記的Anschluss陰影（二戰時代納粹德國「兼併」奧地利，英國主張懷柔政策（Appeasement）坐視不理，最終德國發動二戰並導致歐洲猶太人被屠殺），誰保證風險沒計錯？

對於敘利亞，中國傳媒普遍稱俄羅斯因為總統選舉而必須強硬，有歐洲外交官和專家均認為無關，擔心普京在反對聲中當選後對外政策只會更硬。中國先前聯合俄國否決阿拉伯聯盟在聯合國提出譴責敘利亞的非約束議案，備受國際輿論（包括阿拉伯）抨擊，不明中國為何明知議案會被俄否決亦執意投反對票，反映中國支持獨裁者殘殺人民的決心，質疑過去幾年「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和「負責任大國」純屬口號。

中國沒有大選，國際社會卻忽視了中國今年「換屆」，實質也會出現類似外國選舉年國內政治在外交問題角力。在朝鮮權力過渡未穩及「茉莉花革命」餘波未了的心理下，傳統保守／強硬派、「朝鮮游說團」、「顏色革命骨牌論」及「烏有之鄉」式的網絡民族主義／新左聲音強烈，尤其是「不能重複利比亞個案」（西方利用聯合國議案軍事推翻卡扎菲政權）。筆者沒有研究中東問題，相信更多師友有更精辟分析，中國政府不會不知否決譴責議案的外交成本，但面對強烈內部壓力，也許以為反正俄必然否決，可free-ride一次為反對而反對，對國內有所交代。

中國的「換屆」年

假如，中國像美國在南海爭議白熱化時，積極私下說服國際社會此乃「選舉姿態」，如果外交部門不拘泥「中國可以說不」的意氣之爭，而曲線地不斷向國際傳媒申明，美歐或北約在決議文本或聯合承諾不重複利比亞式空襲便支持決議，責任便拋回西方國家。歐洲在美國全球戰略中心轉移亞太以來，非常擔心俄羅斯對歐洲安全的威脅，固然不會放棄削弱俄在近東勢力的機會。這不過讓歐美自己承擔國際輿論也質疑的北約濫炸利比亞方式而已。可是現實展現的信息只是中國只管「出手」。

某研討會上問歐洲講者對磘利亞立場及對中國的實際期望，外交官稱只是不接受平民傷亡，希望中國積極合作，但關鍵一直在俄羅斯，惟肯定中國新近支持聯合國要求磘利亞接受紅十字會人道救援，支持安南斡旋以及提出的六項原則。學者較悲觀，各國政府各具政治計算，如在利比亞與反對派的石油利益問題。不過，卡扎菲疑似被處決，英國和歐盟連引渡生還的塞義夫到國際刑事法庭審訊都被拒，當地政局依然膠覑，外交上「重複利比亞」對歐洲又賺幾多呢？

權力的氣味

對磘政府分享權力悲觀，因我們都讀過莎士比亞的《麥克白》（Macbeth）：某些人對功績和官爵並不滿足，反因權力的氣味誘發一步步奪權的幻象（hallucination）。麥克白凱旋歸途被加封考特爵士，究竟他真的遇上三位巫魅和應驗預言，還是其權欲衍生幻覺預告其可當君王，然後再看到空中漂浮等他提起插死國王Duncan的一把刀？麥克白本在狠毒夫人推波助瀾下奪位，但殺了酣睡的國王，他便愈來愈濫殺無辜以保權位了。看香港特首選戰姑且你死我活，中東獨裁政權和奪權者之戰還會殘殺多少無辜？

作者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學士、倫敦亞非學院外交碩士，現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

松村昌廣：日本的官僚主義

2012-03-09T16:00:00.000+08:00

自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太平洋沿岸遭受大地震襲擊以來，日本大眾媒體一直沉迷於報導物質和生命損失的嚴重度。視頻影像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著大海嘯和福島核電站反應堆毀壞帶來的傷害，這些情景已經深深地嵌入了日本民眾的腦海中。

一年後，媒體肯定會照著這個路數繼續強化報導和播出，激勵日本民眾下定決心戰勝災難。但日本人民或許已然成了某種不可見的陷阱的受害者。

日本民眾在過去1年中所經歷的與美國民眾在2011年9·11後1年所經歷的十分相似。這兩起事件均對公共資訊產生了扭曲。在美國，政府進行了大規模宣傳，激發公眾支持它正欲挑起的全球反恐戰爭。視頻影像，特別是世貿中心雙子塔倒塌的影像，煽起了衝突之火。

在日本，地震、海嘯、核災難影像被官僚利用來將日本民眾團結在重建災區的口號下，團結在繼續充當已於2008年大選中被否決的美國長期初級戰略夥伴的策略下。

但是，地震過去已近1年，野田佳彥政府在災後重建方面進展緩慢。大量在地震中被疏散的民眾仍然居住在臨時定居點中，災區仍然堆積著大量垃圾。相反，私人部門迅速地重建了災區的主要生產設施，保住了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環節。

日本政府的運轉不力，執政黨民主黨（DPJ）經驗和影響力的缺乏加劇了這一缺陷，這是其沒能做好應有之責的根源。事實上，民主黨在參議院一直沒有形成多數，而參議院又掌握著主要立法的否決權，上兩屆民主黨政府已經四度遭遇參議院對內閣大臣的問責決議。但是，即使在下議院，獲得了絕對多數的民主黨也在經歷沒完沒了的黨爭和政治危機治理。

毫不奇怪，日本民眾已經不再對打破自民黨50年之爭壟斷的民主黨抱有幻想了。2008年，日本選民天真地相信改變政府多少能夠終結日本字20世紀90年代初地產泡沫破裂後所陷入的長期政治和經濟亂局，因此，他們把自民黨趕下了台。

民主黨提出了誘人的執政宣言，強調改革和經濟復蘇，讓選民們相信日本能夠毫無痛苦地回到過去的高增長之路。事實上，民主黨認為，自民党和官僚制度之間的共生關係乃是日本停滯不前的根源所在（這種關係也被看成是日本在戰後實現快速增長和復興的關鍵）。因此，民主黨第一任首相鳩山由紀夫以猛烈抨擊日本官僚主義而聞名於世，甚至不惜叫停對跨政府政策協調至關重要的行政副大臣委員會。這有助於解釋在地震和福島核災難發生後的救援、恢復和重建工作中政策協調為何如此不力。

鳩山由紀夫的抨擊也沒有放過負責美日聯盟的防務和外交政策官僚，因為他們也被認為是窒息著日本經濟的自民党/官僚權力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官僚來說，保持其在美日聯盟事務上的管理權是權力的主要來源。因此，鳩山由紀夫又開始強調日本需要在聯盟框架內爭取相對美國的更大獨立，兜售自己模糊不清的東亞共同體計畫。

民主黨在選戰中獲勝9個月後，鳩山由紀夫辭職。他辭職的主要原因是在聯盟管理上的拙劣表現，特別是沖繩美國海軍陸戰隊基地的搬遷問題。他承諾將美軍基地遷出沖繩，與此同時，根據兩國雙邊協定，他需要建設替代設施。

鳩山由紀夫辭職後，繼任首相菅直人和野田佳彥在聯盟管理和國內政策方面均拋棄了改革計畫。野田佳彥強調聯盟管理將如以往一樣進行，同時一根筋地在通縮日益嚴重的背景下試圖將5%消費稅提升一倍（這對於保護官僚利益來說是必不可少的），這一切表明，日本正在回歸官僚/政府共生的老路。

如今，日本民眾很有無助之感，這使得選民們越來越容易受政治操控的影響——必須重新依賴官僚以加速地震災區的快速重建，美軍在災後救援和營救行動中起到了很大作用。更令人矚目的是，民主黨政府又重啟了被鳩山由紀夫取消的行政副大臣委員會。

與美國類似，日本人民需要一些時間，可能是好幾年，才能意識到自己被欺騙了。在此之前，官僚可以肆無忌憚。

作者是大阪聖安德魯大學（桃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

霍韜晦：香港的核心價值有待深思

2012-03-09T09:26:00.001+08:00

香港正在進行特首選舉，參選人幾乎都毫無例外地說要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並且指出香港的核心價值就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平等、公正、多元、包容等。從歷史上看這些其實都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價值，也是現代社會所公認的價值，並不能算是香港所特有或對香港發展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價值。而且，上述的這些價值有許多已在蛻變中，甚至轉為負面，要將之奉為核心，必須深思。

自由與民主

例如自由，這的確是人類社會最珍貴的價值，人人嚮往，人人爭取。既然人人都嚮往，這顯示了自由的普遍性，為甚麼還要爭取呢？洛克認為自由是天賦人權，盧梭認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現實上卻是「無時不在枷鎖之中」。在長久的人類歷史中，自由為甚麼會失去？歸結就是政府體制和法律的不公正，它所保護的是統治階層的利益，所以這纔爆發民主革命（如法國大革命）。

民主作為新的價值觀念登場，它以人權作基石，重新保護人的自由。自由就是人權的核心內容，在資本主義之下，人有權爭取自己利益之最大化。資本主義經濟能夠飛躍發展，所憑藉的正是這種自由。不過時至今日，資本主義的發展已到瀕危階段，製造出極尖銳的社會矛盾︰貧富懸殊，1%vs.99%。原來號稱公平的自由主義社會變成極不公平的利益對立，可見這種「自由」有其偏差，亦有其不足。

自由是絕對優先的權利嗎？

為甚麼？就是因為這種「自由」只是人人有權膨脹其物質欲望、財富欲望的自由。正如亞當．史密斯所說︰「人人都關心他自己的利益」，視之為理所當然；在民主社會，更視為一種權利，沒有甚麼不對。寫《正義論》的羅爾斯（J. Rawls）大聲疾呼「個人權利優先於善」，意思就是不能因社會的共同利益（善）而犧牲個人的選擇，但這公正嗎？當社會整體受損害，個人的自由能繼續下去嗎？政府要採取行動嗎？要製訂政策嗎？

忠實的自由主義者諾錫克（R. Nozick）認為個人權利絕不可以犧牲，所以政府的功能必須加以限制。資本主義雖然造成貧富懸殊，但只要合符市場交易原則，便是正義，政府無權從中置喙，更不應干擾。至於甚麼是巿場的交易原則？便是買賣雙方洽商同意，你情我願。俗語說︰「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旁人管不了。

自由的怪現象

在這種巿場觀念下，社會出現許多怪現象。只要有錢賺，甚麼模式都可以允許。不要說性交易、娼妓可以合法化，少女援交、短期夫婦、伴遊女郎、賣精、代孕……還有許多一般人想不出的花招都會陸續登場。

造成這種現象的另一個原因是人的自然欲望，即所謂現實人性。在物質誘惑下、在社會環境影響下、在教育失職下，人的貪婪和自我求滿足的心理都像洪水般缺隄而出。人權和自由的核心價值對此不但沒有絲毫阻截作用，反而推波助瀾，成為幫凶。至於商業上的犯罪、欺騙、隱瞞、造假、中飽私囊，政治上的造謠、抹黑、惡意攻擊、製造緋聞、煽動群眾情緒，以人權法掩護言論自由，就更普遍了。

法治的成本

這就是自由的墮落。法治雖然能起一種防衛作用，但這作用畢竟是消極性的。它最先的提出，就是為了防止個人自由的無止境的泛濫。海耶克（Hayek）說，必須有限制性的原則來防止個人自由的最大化，這是「必要的強制」（參看氏著《自由憲章》第一章）。但這樣，作為執法機構的政府就要介入，目的就是維持正義與公平。時至今日，政府的手愈伸愈長，幾乎甚麼都管。結果不只是管治成本大增，官員疲於奔命，更嚴重的是政府在兩面夾擊之下，根本難有作為。所謂法治，亦因為追不上現實需要，必須不斷立法立例以堵塞漏洞，結果一定造成法律條文的繁瑣化和訴訟費用的沉重負擔。沿此趨勢發展下去，不只小政府的理念無法實現，更大的問題是資源的消耗和內耗。

香港的核心價值

通過上述簡單的分析，可見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其實是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的反映︰從自由起，一環扣一環，成為結構性的系列。我們不是要反對它；事實上它們的問題已經擺在那裡，而且牽動著社會。問題是：我們是香港人，要不要認識香港？知道香港的優點；通過香港的歷史，明白香港成功的因素，以繼承香港的特殊價值。試想香港人在過去一百五十年，沒有政府與外力的資助，竟然能夠興盛起來；香港的文化（如電影、音樂、文學、學術，都出現過不少大師）一直影響著東南亞、台灣和全球華人地區，其中所依賴的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是甚麼？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香港歸屬於西方現代社會，作為他們其中的一個城市（當然也不能簡單地歸屬於現代中國）。至少香港的成功，是多年來，除了英國的統治模式外，還有中國人勤奮、守法、任勞任怨、自我要求、自我磨煉，自我創造、決不把希望寄託於別人，包括政府身上。從某一意義上論，這也就是所謂獅子山下的精神，其實是中國文化的精神，能處逆境，能處憂患，有韌力，有生命力，痛苦不吭，樂觀、寬恕、仁愛、永遠向前、積極進取……這些，難道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嗎？香港賴以有今天，究竟是誰的功勞？

香港的核心價值與中國文化有關

自由不只是自我權利的充分使用，還要看到此權利的限制與對別人、對社會、對整體的影響與傷害。講法律守護不如講人的修養，珍惜自己的人格，胸襟與氣度。這是做人的核心價值，難道香港人要丟掉它嗎？

當代社會的核心價值有些的確有普遍性，但既然說香港，那麼就要有香港性，不能抽離香港的時空，更不能抽掉香港一百多年來深藏於香港人血脈中的中國文化因素。若放棄這價值，香港人賴以建立、賴以奮鬥的精神力量就會失去，香港的凝聚力也會化為烏有。你看今天正在進行中的特首選戰，雙方所使用的手段不是太可怕嗎？全無原則的砍殺，結果只有全輸。為了贏，甚麼核心價值都沒有了！

作者為當代思想家、教育家

薛理泰：美國善待金正恩

2012-03-09T09:19:00.000+08:00

金正恩剛繼位平壤最高領袖，百廢待舉，精神緊張之餘，華府也不想給他無端施加壓力。反之，向他示好，緩急相濟，諸事反而有轉圜之機。奧巴馬擅於運用巧實力，自然要訴諸借力使力，再試一把了。無論如何，奧巴馬對這位80後領導人總是顯示了厚待和尊重。

2 月29日北韓外務省發言人就朝、美於本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的朝、美第三次高級別會談發表聲明，稱應美方要求，為維持朝、美高級別會談的積極氛圍，北韓決定在有效的會談期間暫停核子試驗、遠端導彈試射和甯邊的鈾濃縮活動，並允許國際原子能機構對暫停鈾濃縮活動進行監督。

該發言人還指出，美國在會談中重申，將不再敵視北韓，願意為擴大文化、教育、體育等各領域的人員交往而採取措施。美國同意向北韓提供24萬噸營養食品，並會努力提供更多的糧食。

據新聞報導，美國向北韓提供的營養食品是指具有高附加值的糧食製品，如食用油、花生醬以及保健食品等。外加運費、保險費，耗資數億美元。

美為何再向北韓示好

以往美國認定，平壤多次信誓旦旦，遵照已故領袖金日成的遺願，要放棄研製核武器的工程，卻總是食言自肥。美國人對於平壤棄核的意願常抱持一種高度懷疑的立場。

過去三年中，美、朝兩國在朝核問題上迭次接觸，卻始終苦無成果。這次為何一反常態，在為期僅兩天的會談中，就達成實質性協議呢？此事啟人疑竇。過去雙方蹉跎光陰，錯失良機，如今卻奮起直追。此項協議出臺，存在下述動因：

其一，西方在採取外交、經濟制裁措施，逼迫伊朗棄核的同時，正在作兩手準備，籌畫處置伊核問題的終極手段。對西方國家，朝核問題畢竟是局部性問題，而伊核問題才是全域性問題。值此美、伊矛盾凸顯之際，朝核問題權且放開一邊。

況且，平壤有意在朝核問題上同美國達成協議，對於西方逼迫伊朗棄核的和平一手，尤其具有正面的啟示作用。如此，一石兩鳥，以彼況此，華府何樂而不為？

其二，金正恩已經接任其父金正日，成為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業已成為舉世最年輕的核司令。這位80後青年手中掌握著令人恐怖的核武庫。一個熱血青年手操烈性炸藥包，尚且令人可畏，遑論具有超大規模殺傷能力的核武器？

金正恩具有北韓軍政界信奉的白頭山世系的正當性，秉承金正日的遺願，承繼大統，固無疑問。以他短暫的軍政經歷，是否能像其父一般揮灑自如地處理重大危機，令人感到困惑。然而，這位80後青年手中掌握著啟動核武庫的鑰匙，卻是擺在奧巴馬面前的鐵定事實。

因此，就華府而言，儘管在朝核問題上，主客觀環境都是舊的，可是金正恩已經躋身為平壤最高領袖，這畢竟是一個全新的因素。就憑這一條新因素，奧巴馬不妨再試一把，選擇了同平壤合作的姿態，這可能就是他評估相關事態的底線。

金正恩剛繼位平壤最高領袖，百廢待舉，精神緊張之餘，華府也不想給他無端施加壓力。反之，向他示好，緩急相濟，諸事反而有轉圜之機。奧巴馬擅於運用巧實力，自然要訴諸借力使力，再試一把了。無論如何，奧巴馬對這位80後核司令總是顯示了厚待和尊重。

其三，今年韓國也將舉行總統大選。在北韓業已擁有核武庫的鐵定事實面前，韓國不少民眾的狂熱情緒已經冷卻下來。近期韓國民心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許多人逐漸重新認同已故總統金大中對北韓表示善意的陽光政策。

韓國大選在即。韓國民心變化成為一個新的趨勢。這可能也是促使美國向平壤示好的一個因素，體現出預防性外交的精神。

金正恩剛即位需要先穩住美國

前面所說的各項誘因，僅指美國相關決策的指導方針而言。諺曰：一個巴掌拍不響。在美、朝雙方互動的過程中，平壤自然也有本身的評估以及付諸行動的強大動因所在。

平壤在對國內外形勢作出評估以後，與華府跳起對舞，必然有著自己的理由。一言以蔽之，平壤的當務之急，自然是為了鞏固金正恩政權對全國情勢的有效掌控。金正恩接班時的形勢，與當年其父金正日接班時不可同日而語。

首先，早在金正日正式接班前，其父金日成已經授意他掌管國內要害部門長達十餘年，勢力早已遍佈國內上下。而金正恩今年才29歲，開始接班程式不過兩年，經驗和威望與其父接班前截然不同。

其次，金正日接班前，北韓連年災荒剛開頭，經濟局面遠好過於今日，而當年北韓面對的國際壓力也遠小於今日。此情此景，一去不復返矣。目前北韓財政捉襟見肘，窘況百出，而身處的國際環境卻十倍險惡於當年。

反觀金正日去世前，如何讓幼子順利接班，悠悠往事，唯此為大。這必定讓他愁腸千百結。然而，其子順利接班，勢必要消減外部壓力，自然以緩解美國與平壤對立的情緒為要點。倘若能穩住美國，則顯然有利於金正恩掌控全域，穩定北韓政局。

金正恩才接班，席不暇暖，就訴諸此項大動作，與美國達成新的核協定。估計這是金正日去世前定下的既定方針。金正恩及其左右只是蕭規曹隨，按照既定方針，逐步做去就是了。

另外，此項協議中，平壤僅同意暫停甯邊的鈾濃縮活動，並允許國際原子能機構對甯邊鈾濃縮活動進行監督，卻不涉及在北韓其他地區進行的鈾濃縮活動。當然，美方不排除平壤或許正在北韓境內其他地方進行鈾濃縮活動的可能性。可是，北韓出爾反爾，為時久矣，這次美方又豈能寄託奢望呢？在現階段，美方確實也不能奢望平壤做得更多了。

這次朝、美會談達成了實質性的成果。倘若引導得法，未必就不能達到承前啟後的成效。

作者是史丹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員

任慧文：溫家寶宣示全面推進改革

2012-03-09T09:10:00.000+08:00

信報財經新聞 9-3-2012

在官方媒體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於2012年2月鄧小平南巡二十周年之際相繼發表文章，向海內外釋放中國將深化改革的重要信息後，社會熱切期待中國領導人能於3月初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對改革有正面的回應，終於人們看到國務院總理溫家寶3月5日在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將「深入推進重點領域改革」單獨成章，並列為中國政府2012年九大重要任務之一。

溫總在報告中六十八次提到「改革」，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正確抉擇，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繼續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項改革，破解發展難題。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溫家寶對改革的宣示，表明中國高層面對發展起來以後的種種難題，決心通過深化改革逐一破解，推動中國繼續發展前行。

六大改革政改融入

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溫家寶針對社會各界對深化改革的期待，在報告中明示：「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正確抉擇，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要求，尊重群眾首創精神，大膽探索，以更大決心和勇氣繼續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項改革，破解發展難題。」並宣布今年將深入推進六大重點領域改革：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推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深化價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積極穩妥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加快推進政府改革。

頗為引人注目的是，溫在重點領域改革中多有回應社會公眾的訴求。如在「加快推進政府改革」中，明確提出：「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全面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尊重和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嚴格依法行政，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粗暴執法、瀆職失職和執法腐敗等行為。

加強廉政建設，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扎實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和建設的各項長期性、基礎性工作，着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大問題。嚴格依法設定、實施、清理、規範行政審批事項。嚴禁領導幹部插手政府採購、工程招標、土地礦業權拍賣等經濟活動。嚴格執行領導幹部廉潔從政各項規定。加強行政監督、民主監督、輿論監督。堅決查處各種違紀違法案件，嚴厲懲治腐敗分子。」

又如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明確提出：「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嚴格規範國有企業、金融機構高管人員薪酬管理，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促進機會公平。規範收入分配秩序，有效保護合法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溫家寶對各項改革所提的具體要求，顯示決策層對經濟體制改革、對政法體制改革尤其民主法治有明確目標。由於政府工作報告是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的，可見中央高層對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有鮮明態度。

貧窮傳承富貴世襲

消息人士說，在一些當年發表系列文章支持改革開放的專家學者，包括以「皇甫平」筆名發表評論的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看來，現在的中國被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層層堆疊裹挾，民眾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做大了經濟「蛋糕」未獲分享頗有怨氣，這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後，與經濟體制改革發展不相適應所致。經濟是發展了，但利益群體的分化日益明顯。階層的同化和世襲，已成當今中國的最大問題。一端是農二代、貧二代的無奈傳承；另一端是官二代、富二代的高調世襲。草根階層失去向上流動的可能，在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階層因高房價等產生了嚴重的被剝奪感；新富階層出現嚴重的移民傾向；官商勾結的特殊利益集團則陷入撈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瘋狂。

周瑞金認為，要解決上述社會矛盾，實現共富，關鍵在於融化社會階層的「固化」，保障底層民眾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實現機會均等，體現社會公平。為此，須要深化經濟、政治等各項改革，對貧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教育資源進行均衡配置；還須要與特殊利益集團切割，擴大市場進入，減少權力尋租和國資壟斷；更需要公務員和事業單位錄用人員的公正、開放，以及幹部選拔制度的規則化、透明化。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從治本觀之，全面推進依憲治國和依憲執政理應是改革的題中之義。應建立完善的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場經濟體制，最終推進中國從權威發展模式向民主法治發展模式的轉變，實現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和憲政社會主義的目標。

官無擔當打工度日

消息人士又說，有些專家學者研究中國政經形勢後認為，目前中國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特殊利益集團的阻撓和改革的扭曲；另一方面是有些地方領導層精神懈怠、能力平庸、脫離群眾、消極腐敗、不想改、不願改、害怕改。他們抱着「打工者」的心態，缺少創業者的擔當，敗壞了執政黨和政府的形象，組織部門應趁換屆之年重組這些地方的領導層。

溫家寶在報告中還重申「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國策，顯然旨在希望各級領導層「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努力化解社會矛盾。這個問題雖然一年前已被中央高層提升到空前重要的地位，但仍未引起各級領導的普遍重視。

高層如此重視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主要源於社會深刻轉型的大背景。當經濟體制改革推進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必然觸及政治、社會更深層次的矛盾，這個機制以及管理方式也要隨之變化，才能及時化解社會矛盾。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中國發展到今天，「社會不公」問題成了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也成了中國擴大發展和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礙。有鑑及此，執政黨基於社會轉型的需求，應實現以「社會公平正義」和「包容性增長」為中心的社會管理，建立良性社會運行機制，才能有效防範社會風險，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專家認為，這實際上是以社會震動更小的社會管理來部分取代政治體制改革的使命。

2012年3月7日於北京

葉輝：腦退化症與伊朗式灰闌記

2012-03-09T08:57:00.000+08:00

信報財經新聞 9-3-2012

《伊朗式分居》（A Separation）的男主角有一個患了腦退化症的爸爸，邊看邊想起《女人四十》的喬宏或贏得諾貝爾獎的高錕，這位不發一言的家長也許像喬宏（曾參與抗戰的空軍）或高錕（著名物理學家，有「光纖之父」的美譽）那樣，有過平凡或不平凡的一生，可都早已成為過去了，就像昔日的抗戰英雄忽而問媳婦阿娥（蕭芳芳飾）：「你知唔知人生係點嘅一回事呀？」阿娥反問：「咩呀？」他說：「人生，係好過癮㗎。」

然而，贏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項的《伊朗式分居》畢竟並不是港式溫情電影，這部伊朗電影在全球各地俱獲好評，大抵在不同國度、不同心態的人看來，也許會引起不同的想像吧，像我輩這樣的港人看來，大概會看得別有懷抱吧，曾幾何時，我輩也有一個像喬宏或高錕那樣既不失尊巖又有溫煦可親的一面、教人肅然起敬的家長，可是他終於患了腦退化症，像《伊朗式分居》裏的家長那樣失禁，對自己的過去彷彿一無所知，對下一代的事情置若罔聞……

從《女人四十》的喬宏到高錕

是的，這一代港人在看《伊朗式分居》的時候，大概都別具懷抱，看着一個曾經幸福、和諧、有過美好回憶的家庭終於要被荒謬的現實拆散了，看到最後一幕，法官問那個女兒：你決定了沒有？跟隨父親還是母親？那個女兒說：決定了。決定了，但欲言又止。法官於是說：你是否需要在他們不在場時才說出決定？女兒說「是」，於是，曾經相愛的父親和母親在庭外悶悶守候女兒的最後裁判，在人來人往之間靜默無言。這一代港人大概會看得有點百般滋味在心頭吧。

那豈不就是伊朗版的《灰闌記》嗎？從《聖經》的所羅門斷子案到元代雜劇《包待制智勘灰闌記》，再到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高加索灰闌記》（The Caucasian Chalk Circle），若干年前，香港尚未回歸之際，類近的故事竟又提早回歸中國人的語境，變成西西的《肥土鎮灰闌記》了——在西西的小說而言，「肥土鎮」的處境，在我看來，近乎回歸前或回歸後的香港。

或者可以說，這樣的一個「斷子」或「前途自主」的故事，就像一次漫長的「文化旅行」，剛好應合了克里福德（Routes Clifford）所論說的「遊」與「譯」（travel and translation），按照克里福德的分析，「遊」就是文化的旅行，從一個地方遊走到另一個地方；而「譯」在這裏與「易」意義相近，那是指文化的遷移，文化的易地而處。

人生係點嘅一回事？

《伊朗式分居》採用了一個開放式的結局，電影並沒有告訴觀眾那個女兒的抉擇，反正她已經決定了，無論她決定跟隨母親出國開展新生活，還是留在父親的身邊，繼續與沉悶而荒謬的法制或規條周旋下去，她一旦有了决定，選擇了其中一方，就意味着要失去另一方——我們這一代港人看在眼裏，多多少少都有點感同身受吧。

如果我們覺得伊朗式的法庭很荒謬，那麼，中國式的法庭又如何呢？難道不也是同樣荒謬嗎？這部在世界各地都贏得好感的伊朗電影在某程度上就像一面反照真實人生的鏡子，在不同的處境裏反照出不同的荒謬——那大概就是一種有所選擇的荒謬，那個女兒無論怎樣選擇，都只是選擇了缺失吧。如此說來，港人的選擇（如果真的可以用手上的選票作出抉擇的話）何嘗不是如此這般？

那個可憐的伊朗女兒活在「一家兩制」的荒謬處境裏，無論是所羅門還是包待制，都不能代她作出最終抉擇，這樣的故事不斷以不同版本重演，從外地演到本地，從遠古演到今天，演來演去，都是一場無比荒誕的separation，彷彿有一個患了腦退化症的智者在耳畔詢問：「你知唔知人生係點嘅一回事呀？」他早已忘乎所以，他只有前生的記憶，所以他只為給我們提供一個啼笑皆非的標準答案：「人生，係好過癮㗎。」

信報社評: 變相國企港鐵應負一定社會責任

2012-03-09T08:34:00.000+08:00

信報財經新聞 9-3-2012

港鐵公布業績，截至去年底為止，全年收入上升百分之十三點二，達三百三十四億二千三百萬元，其中香港以外的鐵路附屬公司貢獻一百二十二億七千九百萬元，香港鐵路附屬公司的專營權收入則為二百一十一億四千四百萬元，約佔三分之二。去年港鐵純利急增百分之二十二，高達一百四十七億一千六百萬元。撇除投資物業重估及相關遞延稅項，港鐵基本業務利潤增加百分之二十點九，達一百零四億六千八百萬元，其中物業發展利潤為四十九億三千四百萬元，增加百分之二十二點三，佔經營利潤幾近五成。

對投資者而言，港鐵無疑交出了優秀成績，回報不俗。但港鐵同時是公共資產，政府擁有百分之七十七股權，可說是典型的香港國企，加上港鐵的驕人業績，多少是拜政府的優惠政策所賜，所以公眾對港鐵的社會企業責任，難免有較一般私營企業更高的期望。因是之故，港鐵行政總裁韋達誠在公布業績後表示今年稍後時間會調整票價，儘管沒有言明是加價還是減價，但在普羅大眾心目中，肯定估計是加價居多。際此通脹高企時期，港鐵罔顧民情的做法，即使有與政府協定可加可減機制為據，亦必然會引起社會強烈的反彈，令人引以為憂。

眾所周知，港鐵的發展完全是依賴政府的免補地價發展地鐵站上蓋物業權優惠政策所致，政策的原意，本是財務上的安排，方便港鐵融資，拓展鐵路網絡。但發展下來，隨着本港的高地價政策當道，地產業成為本港經濟結構重要核心，物業發展卻反客為主變成港鐵的重要經營業務，為港鐵提供豐厚利潤。二○○七年，兩鐵合併，令港鐵的業務更上層樓，因為港鐵每年只須支付七億五千萬元，便不單可以全取九鐵的服務經營權，為期五十年，更可以七十七億九千萬元的低廉價格，取得九鐵八個上蓋物業發展權和八個投資物業的擁有權，為港鐵的未來發展，確保了源源不絕的龐大收益。

根據地產界的業內人士估計，單是九鐵八個上蓋物業的發展權，已可為港鐵提供了巨額利潤，因為收購價相當於勾地價，拍賣後，地價通常會高於勾地價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一百，而八個上蓋物業可發展樓面面積估計至少二千萬方呎，以目前市價平均一萬元一方呎計，估值高達二千億元。至於以二十八億四千萬元購入的九鐵八個投資商業資產，每個平均只需三億多元，簡直超值，倘若轉售，獲利肯定數以倍計。

由是觀之，地鐵作為本港變相國企，豐厚利潤實由政府以公帑補貼和資助所致，要求港鐵負上一定社會責任，實在合理之至，並非過分。衣、食、住、行向來是民生四大支柱，以影響程度而言，衣、食相對較小，而住、行較大。由於本港有半數人口居住公營房屋，以實際情況而言，交通開支佔基層家庭和個人收入的比分，可能隨時比住屋的支出更大。以一個基層家庭四口居住遍遠地區為例，每月交通開支等閒也在二千元以上，佔家庭收入萬元的住戶高達五分之一強，對民生影響之大，可想而知。

儘管政府去年已推出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曾蔭權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亦為長者提供二元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優惠政策，但鐵路作為最重要的集體運輸工具，每日載運乘客數以百萬計，在有豐厚利潤下仍然堅持加價，一定會引起民間激烈反對，後果難以預料。目前本港的深層次矛盾和貧富懸殊情況不斷惡化，政局又亂作一團，港鐵貿然加價，一定會激化社會矛盾。特區政府作為港鐵的最大股東，應該要在商業利益和公眾利益之間取得適當平衡，防患於未然，否則肯定要付上沉重的社會代價。

李鈞陶：心病還須心藥醫？——揭開癌症不藥自癒之謎

2012-03-08T11:52:00.002+08:00

信報財經月刊 2012年3月號

西醫強調實證為本，長久以來不承認器官患病與精神狀況有直接關連。不過，隨着醫學界發現「心激素」可殺死癌細胞，心理影響生理健康的研究，可能揭開新的篇章。

現代人生活緊張，精神壓力大，凡事患得患失，或發為憂愁悲憤，或易陷情緒抑鬱；而心靈神智失調，又往往導致生理紊亂，繼而誘發疾病。講究調氣養生的中醫學亦認為「怒則氣上、驚則氣亂、悲則氣消、喜則氣緩、恐則氣下、憂則氣鬱、思則氣結。七情內傷，病態萌生。發而為病，輕則微恙，重則癌症」，箇中經驗，雖則未必人皆有之，相信也曾耳聞目睹，可知精神狀態與身體健康有明顯關連。因此，紓解精神緊張、調節心靈情緒，對養生延年，甚或緩解病痛，不無裨益。可是，為何今日西醫對心身治療的潛在效益，卻大都嗤之以鼻？

主流醫療思想 人體視作機器

究其原因，大概由於現代西醫治療概念，本源於十九世紀的牛頓宇宙觀，概念上視人體為一精密的鐘表機械，故現代主流醫療藥物的治療原理在於部件的修補置換。今日西醫所用的化療、放射治療與外科手術治療無不基於此種牛頓式的醫學概念。其次，西方醫藥源於蓋倫（Galen，來自希臘，曾在埃及學醫的古羅馬醫學家）的解剖術及中古時代的煉金術，自始是典型的唯物主義。當時醫師相信所有病苦恉因體內組織破壞及血液中毒所致，所以放血解毒成為中古流行一時的醫術。近代醫學在生物及化學崛興後，得以從細胞層次探索致病因由，藉此奠下西醫學的所謂「科學基礎」，並發展成為今天的主流醫學。從解剖學角度看生理，近世西醫學大都認為主宰思維與情緒的大腦與各生理系統所在的軀體，乃兩個截然不同的獨立實體。所以器官系統患病，不可能與精神狀態有任何關連。再者，現代西醫學以實證為本（evidence-based）的實驗科學自居，以精神情緒這些無法用客觀科學方法驗證的主觀感受進行心身治療，試問如何令西醫信服？

但在過去三十年間，不少醫療研究者從大腦研究先後發現，人體的內分泌系統、生激素與甲狀腺素等激素的分泌，不但有源於大腦的緊密回饋機制，且由精神緊張所引發的腎上腺素 – 俗稱緊張賀爾蒙（stress hormone），也能抑制體內的免疫功能。這些發現引發醫療學家對健康與情感間聯繫的大量研究，結果證實社會經濟狀況與人格所形成的精神心理，實與身體健康有因果的關連。近十年間，心身（mind0body）二元一體的現代生物醫學範式，己取代舊有的牛頓式醫學概念。一如美國范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心理，精神病和藥理學名譽教授雷恩（Oakley Ray）所說：「由於大腦與神經系統、分泌及免疫系統之間存在通訊網絡，心靈和驅體已無真正的分隔」，而心身治療亦從邊緣的醫學研究駸駸然成為今天的主流生物醫學（註1）。

八十年代末，研究者發現在婦女羅患乳腺癌期間，指導病者自我紓解精神壓力和提供社交支援，確有明顯的輔助療效。美國史丹福大學社會心理研究實驗室主任史比高（David Spiegel）為探究接受社交支援和表達輔導治療的轉移性乳腺癌婦女，是否較僅接受傳統醫療的對照組病者有更佳的生活素質和症狀控制。結果發現，相較於對照組，社交輔導組的婦女不但有較佳的生活素質和感受較少疼痛，且有明顯較長的存活期（註2）。這項令醫學界大感意外的發現，促使不少醫療研究者投入心身治療研究；設計一些如團體治療（group therapy），減壓技術與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等干預方案，目標在確認這些輔導心身的治療能否影響癌病，愛滋病和骨髓移植病者的生活素質，疼痛與存活率。結果證實，心身治療對病者生活素質的改善及疼痛的減緩顯然有幫助，但對存活率的影響則介乎正負之間³。

在三十多年的漫長歲月裡，心身醫學一路走來可說荊棘滿途，直至最近十年才開始邁進主流醫學的大門。其發展可從美國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醫學臨牀教授及預防醫學研究院院長奧尼斯（Dean Ornish）的經歷一窺端倪。八十年代初，當他聲稱「生活方式的改變」 - 例如配以非常低脂肪的飲食、從事冥想、瑜伽或其他溫和運動，輔以精神壓力的管理和社交支援，可以預防甚至逆轉罹患心臟病的情況，主流醫學界對此一直不予重視，直至其療效後來獲得更多科學研究的證實⁴。今天，奧尼斯為心臟病患者所設計的心身治療方案已獲學界接納，並廣泛應用於美國許多主流心血管診所。他目前正繼續研究其方案是否能協助II型糖尿病（Type II diabetes）預防罹患併發性心臟病及抑制前列腺癌的擴散⁵。

心身治療效果 業界漸接受

目前，科學研究已證實的心身影響是：抑鬱和焦慮情緒能削弱人體免疫功能，引發包括癌症在內的種種常見炎症。箇中的病理機制在於抑鬱和焦慮能增加灓胞因子「白介素 -6」（interleukin-6）及「腫瘤壞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的活性，兩者的致炎作用與心血管疾病、關節炎、II型糖尿病、骨質疏鬆症和芋些癌症的生發有密切的關連。儘管心身治療對冠狀動脈疾病、頭痛、失眠、尿失禁、慢性下背疼痛和癌症癥狀的輔助療效證據頗多，但由於研究者仍然未知有關治療的分子機制，尤其是令醫者無法解釋的癌症自癒現象，故很多醫療研究者對心身治療的療效信心不大。他們大都認為，以心身治療作為輔助治療無妨，但以之作為獨立治療則不可。不過，近年有美國醫療學家發現多枚有抑制癌腫瘤作用的心激素（cardiac hormones），是項發現很可能正是癌症自癒的奧秘所在。

心臟病與癌症同為今天全球致死率最高的都市疾病。然而，心臟不外是一個輸血的器官，究竟與癌症有何關連呢？2008年2月27日，美國南佛羅里達大學健康科學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衛斯理（David Vesley）向全世界發表一項驚人的研究成果；他和他的研究團隊證實，一些由心臟分泌出來的激素（以下統稱為心激素）不僅可以在24小時內殺死95%以上的癌細胞，且對其他絶症也有顯著的治療效果！

心臟分泌激素 殺滅癌魔

三百多年來，生物醫學家一直認為心臟只是一個輸送血液和氧氣的血肉之泵，但在1981年，科學家德博爾德（Adolfo deBold）首次發現心臟的心房分泌一種能刺激尿液生產和增加鈉鹽排泄的激素 – 心房排納利尿素（Atrial Natriuretic Factor，簡稱ANF，又稱「利納肽激素」），方知心臟亦同時是個內分泌器官。此外，心臟亦是人體內少數不會患癌的器官之一，真正原因一直未明，大概因為人只要一息尚存，血液都須不停循環迴流於心臟，所以癌細胞根本無法停駐生長。但這種說法只能用以說明轉移性癌症所以甚少會禍延心臟，卻無法解釋心冗細胞為何不會自行癌變為腫瘤，可見此器官可能有保護細胞免於癌變的特別生化機制。

發現利鈉肽激素（ANF）後，衛斯理在九十年代末期再發現三枚源於相同ANF基因的心激素：一為長效「利鈉肽激素」，另一為天然的「心血管紓張肽素」。當初，衛斯理就其新發現的心激素研究對壅塞性心衰竭的診斷與治療，繼而發現這些心激素能控制細胞的生長。自其妻在2002年死於乳腺癌後，出於對心臟不會患癌的科學好奇，衛斯理決定以直腸癌、卵巢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和胰腺癌五種不同癌細胞系的培養細胞進行研究，看看心激素是否有抑制癌細胞生長的作用。結果發現心激素竟能在24小時內殺死上述細胞培養液內97%的癌細胞。他隨後以注射移植了胰腺癌細胞與乳腺癌細胞的小鼠作實驗。俟腫瘤發作後，小鼠接受心激素的注射治療。一個月後，接受治療的小鼠，其體內的胰腺癌及乳腺癌的消失率分別為80%和66%（對照組小鼠無此現象）。其中胰腺癌的結果尤其令人興奮，因為這種癌症特別惡毒、轉移迅速，所以預後極差。餘下尚未治癒的胰腺癌減為其原來大小的10%。三種心激素中以天然血管紓張肽素的治效最好，能使胰腺瘤收縮至原大的2%，實驗小鼠正常壽命結束後，研究人員解剖發現小鼠體內癌細胞並無擴散跡象。

在此後長達10月期間，衛斯理的研究小組幾乎對所有惡性腫瘤、卵巢瘤和大腸瘤等進行反覆的心激素滅癌細胞實驗，最後得出如下結論：心臟分泌的四種心激素，通過直接殺邛癌細胞和抑止癌細胞DNA合成及癌細胞的生長發揮其抑癌作用，而非誘發癌細胞的自我凋亡（apoptosis）。這四種肽激素尚有助降低人體血壓，並提高人體內過量水分和鹽分的排泄能力，這意味着它們不僅對治療癌症有效，對緩解冠心病的症狀和腎衰竭都有療效。

衛斯理深信，如果心激素在人體內有同樣的抑癌作用，日後癌症可能成為一種可以心激素的慢性疾病。據聞，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對此項發現大感興趣，現正設法籌集資金，擬對心激素治療急性心肌梗塞、壅塞性心衰竭、急性腎勁能衰竭和癌症進行臨床試驗⁶。

2006年6月20日在費城召開的美國內分泌學會的年度會議上，衛斯理這項令人驚訝和振奮的全新發現，成了最引人矚目的議題。但是他的研究任務還未結束，這四種心激素如用於臨牀，對人體有無副作，心臟在何種情況下才會大量分泌這種生化物質，仍需進一步研究。

令人最感興趣的是，據衛斯理稱，他的研究團隊去年徵召了100名自願者，分別對他們處於各種情緒狀態下的心激素分泌情況進行跟蹤測試。結果發現，參試者的情緒愈高昂，心情愈愉悅，心臟所分泌的心激素就愈充沛。這項發現對人體的自癒現象。在此之前，人們只知道身患絶症之後，應積極採取各種康復措施，調動和增強機體的免疫力，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保持樂觀的情緒，這樣可以促使大腦分泌更多的有益健康的類嗎啡生長因子如「安多酚」（endorphins）和「甲一腦啡呔」（met-enkephalin），使免疫系統和各器官功得以調節至最佳狀態，從而戰勝疾病。但究竟是類嗎啡生長因子，還是哪種生化物質才是真正有療效的抑癌因子？它們又通過什麼機制殺滅癌細胞呢？醫療學界人言人殊，至今仍無定論，一般人更加無從判斷。這也是大多數人在生死攸關的時刻，寧信西醫的開刀，放射治療或化療手段，也不取對人與生俱來的自癒機制寄予厚望。

心主神明 樂觀積極可克癌魔

自古以來，中國傳統意識以「心」乃人的神智情感所在，故以「心病、心情、心緒、心神」之類詞彙描述精神情緒。今天我們當然曉得「心」與「神」實屬兩大不同生理系統（編按：這是西醫的看法，中醫認為心臟除有輪送血液、主宰循環系統的功能外，還與精神活動密切相關。例如廣州中醫大學終身教授鄧鐵濤1983年發表《心主神明論》一文，認為中醫常說「心主血脈」、「心主神明」，是指循環系統與高級神經活動的關係特別密切、不可分離。他以自己為例，稱臨牀上常用方劑「溫謄湯」（由半夏、橘紅、茯苓、甘草、竹茹、枳實、生薑、大棗等組成）加味（原方再加其他藥材）用於治療冠心病，又用於治失眠和神,經官能症，同樣收效）。然而，心神情緒與心臟雖似毫無關連，從衛斯理新近發現，可知人在心矌神怡、樂觀無憂、情緒高昂之際，心臟所分泌的激素亦隨之沛然充足。反之，人若自陷於絶望、痛苦、擔憂、抑鬱等消極狀態，心激素的分泌則頻於完全枯竭。

由此，百年來困擾人類的絶症自癒奧秘或終於昭然若揭！原來人在身患重病絻症之時，不論憑藉個人堅強意志，抑或依賴信仰的心靈慰藉，只要能保持心情愉悅，積極求生的意識，人體才能分泌活命而心激素。當心激素充沛至一定量時，才能殺滅體內的癌細胞或抑制其繁生，從而達至不藥而自癒的境地！

*「心病還須心藥醫」出自未代惠洪《林間集》卷下：「解鈴還須繫鈴人，心病還須心藥醫」故「心病」常指鬱結於心的癡嘖怨恨，一般藥石無靈，唯有打開心結的「心藥」可解。但此文所談的「心病」，（泛指所有由精神緊張所誘發的種種病患與癥狀如心血管疾病、關節發炎發作、頭痛、失眠、高血壓、腸胃潰瘍、甚至癌症的發作。而「心藥」亦非指用以紓解心血管疾病如尿劑之類西藥化合物，文中指的是「心激素」。

李鈞陶為法國里昂大學及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生化哲學博士，先後出任《信報》科技版編輯、《信報月刊》總編輯及《信報》專欄作家；曾就職於本港多家生化醫藥上市公司擔任高層管理人員。現居溫哥華，閑來寫作讀書。

John Mauldin：西方衰落東方崛起？

2012-03-08T08:41:00.003+08:00

信報財經新聞 8-3-2012

筆者在1月初應邀到香港出席「2012信報財經論壇」以及在隨後新加坡之行期間，有空即捧讀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富格遜（Niall Ferguson）新作《文明世界─西方和其他》（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其中議論鞭闢入裏，切中時局，很值得向廣大讀者鄭重推薦。筆者特別為此情商作者另文剖析書中論點背後理念，點出出版此書原委，作為本欄今期推介文章。

富格遜就素所關注的西方文化議題抒發己見，暢所欲言。根據筆者觀察，時至今日，所謂「警世箴言」早已不合時宜。一般評論者幼承庭訓，只顧針對眼前問題，充其量不過旁及一兩項相關議題而已。

身兼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富格遜卻能不落窠臼，縱觀全局。細想之下，當今局勢發展確實令人憂慮。社會上各方勢力南轅北轍，各走極端，漸成無法逾越的鴻溝；英國詩人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在《再度降臨》（The Second Coming）詩作中的名句「抓不住重心」（……the centre cannot hold），也大有一語成讖之勢。還是趁大限未至，急謀對策為妙。

下文還提出社會科學家默里（Charles Murray）「公民大覺醒」的主張，呼籲重拾美國立國之初的種種價值。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筆者也藉此機會祝賀富格遜伉儷喜獲麟兒，但願他日後長大成人能得享太平盛世。

以下文章作者為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富格遜。

我 1982年在牛津大學歷史系就讀一年級的時候，吉本（Edward Gibbon）所著《羅馬帝國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是必修讀物。自從當年首次接觸這位史學泰斗以來，不但其中的生動描寫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現代西方世界會否重蹈羅馬帝國覆轍的問題亦一直縈繞腦際。我在最新發表的著作《文明世界─西方和其他》中探討的，正是這個問題。

值得寬心的是，我不認為西方文明正日漸步向消亡的不歸路。依我所見，文明的興亡以至由盛轉衰的過程，並不像春夏秋冬或生老病死一般，純屬無可避免的自然定律，而歷史也不是一道正規拋物線形的軌迹。

可惜歷史的形貌往往更像不斷攀升的山坡，隨時形成陡然直下的懸崖峭壁。

箇中道理，親往印加帝國的失落之城馬丘比丘走一趟，就能心領神會。1530年，印加人曾稱霸於秘魯安第斯山嶺一帶。但不到十年之間，在配備馬匹、火藥的外敵以及致命疾病入侵下，印加帝國隨即土崩瓦解；今天只剩得頹垣敗瓦可供遊客憑弔而已。

文明消亡實屬突發現象而非漸進過程的概念，使人類學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深受啟發，2005年發表《崩潰現象》（Collapse）一書。無奈作者隨波逐流，在書中只聚焦於釀成各種環境災難的人為因素。身為歷史學者，我採取的是比較宏觀的視角，不論其背後原因何在，重點在於古文明往往毀於一旦的獨特性質。

吉本史學巨著中的論點，傾向羅馬帝國在歷史長河中漸次衰亡。但事實並非如此，在公元五世紀初幾十年間，羅馬大國在異族入侵與內部分裂形勢下突告瓦解。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裏，羅馬王朝的泱泱大都變得破敗不堪，輸水道陷於失修，盛極一時的市集亦完全荒廢。

同樣，中國明朝在17世紀備受內憂外患煎熬，迅速瓦解；由治世至亂世，不過短短十多年光景。

再舉一個較為近期而為人熟知的例子：蘇聯解體；依然不信崩潰突如其來？一想到北非和中東的後殖民時代獨裁政權過去一年相繼傾覆，就知此言非虛。僅僅一年之前，突尼斯的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埃及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利比亞的卡達菲（Muammar Gaddafi），三大獨裁者仍大權在握，享盡榮華；但今天卻已先後倒台。

西方稱霸6大程式

所有垮台政權的共通之處，在於一向支撐大局的複雜社會體制突告失效；一度普遍受國民接受的統治者，轉眼喪失認受性。箇中轉變過程，金融市場的研究者應不會感到陌生。

即使在本文執筆之際，亦未知在市場對歐盟周邊國財政政策信心盡失之後，歐洲貨幣聯盟是否仍挽救有望。權力之為物，就如債市表現：只要一日仍能取信於人，一日還有希望；但一旦失掉認受性，就會突然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西方世界發展所以能約於公元1500年之後拋離其他地區，實有賴下列各種「必勝程式」：

1. 競爭環境：歐洲在政治上分為眾多君主政體與共和政體，從中又再分為互相競爭的企業實體，其中包括現代營商企業的濫觴。

2. 科學革命：17世紀在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上的所有重大突破，都發生於西歐。

3. 法治與代議政體：一套理想的社會及政治體制產生於英語世界，體制基礎在於私有產權，以及產權持有者在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中的代表權。

4. 先進醫學：19與20世紀醫療上的重大突破，幾乎全部由西歐人和北美洲人包攬。

5. 消費社會：多種有助提升生產力的技術出現，以及對質優價廉的商品的殷切需求（始於棉質成衣），導致工業革命得以實現。

6. 勤奮德性：西方人是世界上將廣泛及密集勞力結合並提升儲蓄率的先鋒，有利於資本持續累積。

數百年來，上述各種「必勝程式」主要由歐洲人以及北美洲和澳大拉西亞的歐洲移民所壟斷，可算是經濟歷史學家稱為「大分流」現象（即西方人生活水平遠勝其他種族）的主要原因。1500年，中國人普遍比美國人富裕；但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美國的人均財富反過來相當於中國20倍以上。

西方人不獨財富高於其餘各地所有人，就連身高、健康狀況、壽命，以至權力，都勝人一籌。到了20世紀初，包括美國在內的十多個西方帝國，合共控制全球58%土地及人口，在全球經濟總值中所佔比重更高達74%。

中日圖強優勢逆轉

不過，以日本為首，其他非西方社會隨後亦相繼發現「必勝程式」可供下載，然後「安裝」在非西方的「作業系統」之中。因此，我們才能在有生之年見證半數後來居上的國家怎樣成功；中國自1978年起在經濟上大事改革，更是其中的表表者。

目睹美國人平均財富與中國人差距已大為拉近，美國已不再大幅領先的現實，我實在毫無不忿之情，甚至對數以億計亞洲人能夠脫貧大表歡迎，而南美洲人以及部分非洲人生活大為改善，就更不在話下。只不過對於時下「大聚合」的另一成因── 西方社會自行刪除「必勝程式」的傾向，卻大大不以為然。

時至今日，到底哪個國家的人最勤奮最有拚勁？一般南韓人每周工時較美國人多約39%；南韓一學年長達220日，美國一學年只得180日。只須在美國重點大學視察一段短時間，就已不難發現，總是亞洲留學生或亞裔學生積極上進，勤勉有加。

至於「消費社會」方面表現又如何？如今全球30大最具規模商場之中，有26家坐落新興市場，其中以亞洲為主。至於「先進醫學」程式，雖然美國醫療開支佔 GDP比例相當於日本兩倍，更相當於中國3倍以上，但美國人均壽命在近50年來僅由70歲增至78歲，而同期日本人均壽命卻由68歲增至83歲，中國人均壽命則由43歲跳升至73歲。

至於「法治」方面，想要大開眼界，不妨參考世界經濟論壇（WEF）最近的行政人員意見調查結果。在16項產權及管治相關議題中，美國在15項議題上表現不如香港，而僅在「投資者保障」一項躋身全球20名之內，其餘各項排名之低實在慘不忍睹：「有組織罪行加諸企業成本負擔」全球排第86位；「從政者公信力」排第50位；「各種形式賄賂」名列42；「審計及財務申報標準」排第40位。

歐美地位今非昔比

「科學革命」方面，雖然長居美國的科學家依然囊括諾貝爾獎，但得獎人往往年事已高，年輕人才是未來主人翁。再舉一項驚人數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每三年舉辦一次「國際學生評核計劃」，測試全球15歲學生的教育成績。根據最近公布的「數學能力」數據，上海與新加坡兩地學生領先美國學生的距離，已等同於美國兒童與阿爾巴尼亞和突尼斯學童之間的差距。

喬布斯（Steve Jobs）生前寄語美國同胞，未來發展將掌握在「在加州設計，中國組裝的蘋果」手上。不過，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統計資料顯示，日本專利註冊數字已超越美國；南韓專利數字已在2005年趕過德國而居全球第三位；中國的專利註冊數字亦已超越德國。

最後，「競爭環境」這項西方世界藉以拋離中國王朝的致勝程式又如何？WEF從1979年起每年就全球競爭力進行深入調查，現行調查方法自2004年開始採納以來，美國平均競爭力分數已由5.82降至5.43，跌幅在發達國中居於前列；同期中國的平均競爭力分數則由4.29升至4.9。

除了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下降之外，美國國內競爭環境的退化也許更令人感到不安。戰後美國社會流動性高的普遍現象，已遭日趨激烈的階級對立現象所取代。即使並非激進如「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中堅分子，亦不會無視於掌握美國20%財富的1%有錢人，已跟其他社會階層嚴重脫節的現實；低下階層對這種不公現象感受更尤其深刻。

假使西方已踏上崩潰之路，景況又將如何？上世紀70年代的國內動亂和罪行猖獗現象會否重現？會否因投資者信心盡失而導致美國政府借貸成本暴漲？美國撤軍之後，可會導致伊拉克以至阿富汗等中東地區爆發暴力事件？

因美國自視過高而被嚴重低估的亞洲超級大國，又會否發動網絡攻擊而導致美國陷於癱瘓？

「更新系統」刻不容緩

種種災劫是否可以避免？社會科學家默里提出「公民大覺醒」的主張，呼籲重拾美國立國之初的核心價值，實在言之成理。

大部分美國人遠較歐洲人自覺忠於西方優勢所繫的「必勝程式」，從「競爭環境」以至「勤奮德性」無不包括在內；他們深明美國確實具備賴以成功的「軟件」，只是搞不懂為何軟件運作仍如此緩慢而已。

為求挽回頹勢，美國必須刪除入侵本國系統的「病毒」，其中包括：有違競爭原則、侵害銀行業以至公共教育的各項偽專利權；誘使優異生偏離實用科學正軌的「政治正確」偽科學及軟性科目；只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而不惜鋌而走險的說客。

至於已嚴重失效的醫療系統、槓桿化過度的個人財務，以及在當前經濟環境中「甘於失業」的德性等弊病，就更不在話下。

同時，美國亦須「下載」並「更新」在芬蘭、紐西蘭、丹麥、香港、新加坡、瑞典等其他國家或地區行之有效的「軟件」；最後「重新啟動」整個系統。

選民與政客都不敢延誤「重新啟動」這個關鍵程序。假使西方世界所面臨的風險在於全面崩潰而非逐漸衰落，那麼扭轉劣勢的時限，甚至可能比一個大選周期還要緊。

林行止: 投我以葵雞！報之以勳銜？

2012-03-08T07:10:00.002+08:00

信報財經新聞 8-3-2012

一、看穿了貪婪人性無法改變、公務員的行為難以規管，英國人遂定下高薪養廉之策，而「養廉」包括官員不得接受超過一定數額（香港的現行上限四百元，惟此例與時並進，不時調整）的民間餽贈，這種方法頗合我國的傳統道德標準，《禮記．曲禮》卷一有言：「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官員若收民間的「禮」，不管禮物輕重，基於禮教或做人的基本禮儀，一定要「回禮」；官員如自掏腰包買禮物回贈以符「禮尚往來」之旨，與第三者無關，問題不大，但經驗豐富且對人性有深刻了解的英國人，知道在絕大多數情形下，官員不會以自己的錢而會假公濟私，慷納稅人的慨，以無損其私利的「公益」甚至「公器」回餽送禮人，因此才明文規定官員接受禮物（或現金）的局限—盞盞之數不成禮，因此來而不往亦非非禮！

民間為什麼要向官員「進貢」？答案亦可從上引《禮記》的話求得，因為「報」的思想深植（「報」原為祭祀﹝祭父母祭天地都是「報」﹞），你施我報或我先施你後報（在職官員「積陰功」目的正在圖「後報」），數千年來，已成為國人的生活習尚，所謂「得人一牛，還人一馬；一盒子來一盒子去」，有來有往，兩不虧欠，便是這個意思。這種傳統智慧與生俱來，揮之不去，即使中共強迫人民洗腦、勞改、再教育，亦只能收瞬間之效，眨眼之間便舊態復萌。

明白人類尤其是華人有此基因，英國殖民者為了廉潔其治，以免壞了皇室名聲，只有在「高薪」之外再嚴加規管了。換句話說，這種杜絕「禮尚往來」的嚴格規定，令那些別有用心視送禮給官員為「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的人死了心。當然和所有法例一樣，這種規定並非絕對有效，在自詡非常廉潔的香港亦然，這是何以香港在高薪加福利優厚的制度之外尚須設廉署；然而，「有賞有罰」之後，香港在世界廉潔排名榜上仍未能登上最優位置，屈居第十二位，只比「低薪（加高稅）」的德國和日本高一點點。香港貪污之風不絕，因為必然有送禮者以為暗中進行的事不會被揭穿，而有的受禮者則相信其地位崇高—行政長官其身不正，他的下屬必有「鋌而走險」者—條例規章管不到，因此照收如儀。

本來收受禮物，對萬人之上的「封疆大吏」來說，大可心安理得，不必還禮，但中國人畢竟流着「來而不往非禮也」的血液，在不自掏腰包回禮的大原則不變之下，便以「公器」回贈……。《詩經》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現在香港的版本可能是「投我以葵雞，報之以勳銜！」當然，「有關人等」對這類未有人證物證的傳聞，一概矢口否認，筆者亦寧信其無，但貪小便宜很易行差踏錯甚且以「不可輕易許人」的「公器」為回禮，則肯定是亂了綱常，因小失大，莫此為甚；即使地位超然法例於我何干的人，亦要深切自省反思。

二、行政長官選舉，與絕大部分香港人無關（那一千二百名「選委」，可說是「北京的選民」〔Beijing's Chosen People〕）；誰人當選，與大部分港人關係亦不大。如今對行政長官寶座落入誰手緊張兮兮的，只是部分既得利益集團而已，他們擔憂若新人上台，固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可能被攤薄甚至被褫奪；有此憂慮，暴露了這些人獲得不少「額外」的利益，而這是他們與現任掌權者有千絲萬縷甚至有不可告人關係的結果！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會設法維持現狀不變，對來自系統外的人當行政長官，惴惴不安。

董仲舒主張「新王必改制」（見《春秋繁露》），確是至理，因為不論是革命、起義、政變或民選出來的新政府，須行新政（所謂「其命維新」），才合希望政權易手者的期待與訴求；可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不等於「王」，其更替不是「新王」代「舊王」，特區行政長官的職位不過等同特別市市長（書記另有其人），「王」在北京，而不管香港怎麼變，「王」絕對不變。換句話說，不論誰當選行政長官，以他授命於中央亦即其權力來自「王」的賦予，有此局限，充其量他只能在人事上換上自己的「班底」（這是必然的，尤其是建制外的人登場），那些沒有搭通北京天地線的利益集團的利益，也許會被削減甚至被取代，那些早在北京深耕有成的財閥，其在港的利益絕不會受絲毫影響。筆者相信由非英國人調教出來的人當行政長官，「去英化」會做得較徹底（速度快慢要看效果而定，若成效不彰，北京必會叫停以免令金融中心地位受損），惟這不等於「改制」（當然不是行新制），只是以一班有傳統愛國思想的人（相信不少深通英美文化和政制運作）取代那班唯英是尚的假洋鬼子而已。這即是說，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基本不變，現在那些怕得要死的人，在新政府宣誓就職後不久便應有「何怕之有」的感覺。

信報社評: 美國關稅辣招衝擊中美關係

2012-03-08T07:08:00.001+08:00

信報財經新聞 8-3-2012

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圖】昨天批評美國貿易立法，做法不合國際規則。日前美國參議院投票通過一項修訂《一九三○年關稅法》法案，對「非市場經濟國家」徵收反補貼稅。可以看到，美國針對中國進行的貿易報復措施不斷升級。若眾議院通過修訂並最終成為法律，中美經貿關係有倒退之虞。

今次修訂，源於美國商務部向中國河北興茂輪胎公司徵收反補貼稅，當事公司上訴，美國貿易法院認為，商務部對適用非市場經濟中國作反傾銷指控的同時，又進行反補貼調查為不當，要求商務部一是放棄徵收反補貼稅，一是修改針對非市場經濟國家「雙反」調查的政策和相關法律程序。

商務部不服上訴，最終到去年十二月下旬，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裁決，不能對適用非市場經濟體的中國徵收反補貼稅，一錘定音。美國參眾兩院其後舉行聽證會，並很快起草了關稅法案修訂。日前參議院投票通過，立法進程之快實屬少見。

目前，美國朝野針對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情緒高漲，不排除眾議院也表決通過，令中美經貿關係出現顯著倒退張力。

在奧巴馬強化重返亞洲戰略、貿易出口倍增計劃，以及重整工業振興美國的宏圖下，加上大選年因素，對華態度不斷趨硬。可以看到，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元氣大傷，但中國因金融體系不完全開放，所受衝擊有限，並在中央四萬億財政刺激下迅速復蘇，中美經濟實力的消長，無疑也加劇了雙邊關係的競爭一面。

今年伊始，美國已不斷向中國發出強硬信號。一月底奧巴馬發表國情咨文，宣布成立一個貿易執法部門，針對不公平貿易行為，矛頭直指中國。短短個多月，部門即成立，反映美國施以鐵腕的決心。

陳德銘昨天強烈批評關稅法的修訂，不僅對非市場經濟體進行反補貼徵稅，且可追溯至二○○六年，不符合國際規則。但照目前美國總統選戰白熱化的情況看，奧巴馬以對華強硬來提升民意支持，強化勝算氣勢，因而不排除「順水推舟」，在大選年照例對華強硬的氛圍中，造成更多抑制中國進口措施的事實。

二 ○○五年七月，美國國會通過《美國貿易權利執行法案（修正案）》，掃除了對非市場經濟國家適用反補貼法律的障礙後，隨即於二○○六年對中國銅版紙啟動了反補貼調整程序，成為中國加入WTO後美國首次對中國發起反補貼調查，其後更以「雙反」——反傾銷和反補貼雙管齊下的手段，向中國貨品施以抵制，尋且一發不可收拾。

上月中，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裁定中國輸美應用級風電塔對美國相關產業構成實質性損害，到同月下旬，美國再對三類產品，通過《一九三 ○年關稅法》三三七條款，針對知識產權進行調查。相對反傾銷針對價格競爭的調查，這法例的處罰更為嚴厲，因為可通過「排除令」，禁止貨品進口美國，亦即把相關產品永遠踢出美國市場。

如今中美經貿關係已經緊張，一旦《一九三○年關稅法》法案修訂成為法例，對非市場經濟體施以反補貼關稅懲罰，不僅可把「不公平貿易」對手——矛頭目標顯然是中國，施以重創，而且法例所涉產品範圍更廣泛，包括商業侵權甚至監獄囚犯產品等。可以看到，關稅法修訂對中美經貿關係的變化和影響值得關注。

陳德銘昨天也呼籲，盼美國剛成立的跨部門貿易執法中心能夠遵循國際貿易規則，並提高運作透明度，但照目前形勢看，中美貿易關係正面臨新一輪衝擊。美國決心扭轉中美貿易差額的手段一次比一次凌厲，不斷考驗中美合作夥伴關係。

JosephE.Stiglitz：緬甸不可停止的改革

2012-03-07T14:08:00.001+08:00

如今，在政治變遷停滯了半個世紀的緬甸，新的領導層正在試圖進行由內而外的快速轉型。政府釋放了政治犯，舉行了選舉（後續還會有更多選舉），開始了經濟改革，並開始大規模向外部投資示好。

不難理解，長期以來對緬甸的獨裁機制進行著制裁的國際社會依然對緬甸保持謹慎的態度。緬甸的改革來的太迅猛，即便是最著名的緬甸專家也無法確定該國會何去何從。

現在是改革的良機

但在我看來，顯然，緬甸現在正處於永久變革的良機，國際社會不能坐視這次機會溜走。世界應該為緬甸制定前景日程，不僅僅是提供援助，更要取消現在已成為阻撓緬甸轉型的制裁。到目前為止，2010年11月立法選舉以來的轉型已經稱得上令人矚目。軍方（自1962年以來一直大權獨攬）保留了25%的席位，因此人們擔心此次選舉只是一場鬧劇。但是選舉產生的政府在反映緬甸公民基本訴求方面的表現要遠好於人們的預期。

在新總統吳登盛的領導下，緬甸當局回應了政治和經濟開放的呼聲。與少數民族叛軍的和平談判取得了進展。此類衝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時期的分割統治策略，在獨立後的60餘年裡，緬甸統治者也延續了這一策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不但被解除了軟禁，還開始全力爭取在4月的補選中問鼎議會席位。

在經濟領域，預算過程引入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衛生和教育支出實現了翻番（儘管基數很低）。大量關鍵領域的執照控制也有所放鬆。政府甚至還承諾統一其複雜的匯率體系。希望精神在緬甸隨處可見，但老一輩緬甸人目睹著集權統治不斷地放鬆和收緊，對這一次仍然心存疑慮。這或許也是國際社會對放鬆孤立緬甸猶豫不決的原因。但大部分緬甸人認為，如果變革能夠得到很好的管理，那麼緬甸將進入不可逆轉的轉型過程。

2月份，我參加了緬甸知名經濟學家吳敏丹（U Myint）在仰光和新建首都內比都舉行的討論會。這兩次討論會不可不謂盛大，參與聽眾既多又活躍，兩位20世紀60年代離開緬甸、40餘年後首次回國著名緬甸經濟學家做了既深刻又動人的演說。

亞洲的發展戰略

我的哥倫比亞大學同事Ronald Findlay指出，兩位經濟學家之一、91歲高齡的倫敦經濟學院教授Hla Myint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發展戰略的提出者，即開放經濟、刺激出口導向增長。近幾十年來，這一戰略在亞洲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最顯著的便是中國。如今，終於輪到他的祖國了。

2009年12月，我在緬甸做講座。當時，身居緬甸需要如履薄冰，因為政府對你如何界定該國的問題——即使是貧困、農業生產率低下、勞動力素質不高這樣的問題都頗為敏感。

如今，懷疑早已被拋到了九霄雲外，取而代之的求賢若渴的緬甸政府急切地想知道如何應付上述三項及其他挑戰，也明自己需要技術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從人口和收入水準看，緬甸是世界上接受國際援助最少的國家之一。）

關於緬甸近期改變之迅猛的原因還存在頗多爭議。或許其領導人認識到，這個曾經的世界第一大水稻出口國正在落後於鄰邦。或許他們聽到了阿拉伯之春的弦外之音。或許只是因為他們明白了，在300萬緬甸人僑居海外的情況下，想讓國家孤立於世界、防止資訊從鄰國滲入國內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不管原因為何，變革實實在在地發生著，變革所帶來的機會也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大量國際制裁不管在過去起到了什麼作用，現在看起來已是適得其反。例如，金融制裁抑制了透明的現代金融體系的發展，阻止了緬甸融入世界的步伐。由此產生的基於現金的經濟不啻於催生腐敗的溫床。

類似地，限制來自發達工業國的更有社會責任心的公司在緬甸開展業務為投機倒把者開啟了方便之門。我們應該歡迎緬甸對來自多邊機構和聯合國開發計畫的指導和建議的渴求；但是，在實際中，我們卻在繼續束縛這些機構在緬甸轉型方面所能施展的拳腳。

每當我們拒絕給予援助或堅持施加制裁時，我們就應該再三思考，是誰在給我們所尋求的變革製造障礙。開放農業和紡織品貿易——即使只是開放提供給其他貧窮國家的品種——能夠為佔緬甸人口70%的貧困農民帶來直接的好處，還能創造就業機會。富貴階層能夠繞過金融制裁，無非略有破費而已；而普羅大眾要想擺脫國際二等公民的影響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我們看到，阿拉伯之春的花朵在一些國家頑強地縱放著；但另一些國家中，我們還不能確定花朵會變成果實。緬甸的轉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稱得上悄無聲息，沒有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引起熱烈關注，但其真實程度並不亞於阿拉伯之春，也和阿拉伯之春一樣值得國際社會予以支持。

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有”Freefall: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一書

王于漸：聯滙下的外來震盪與價格穩定

2012-03-07T08:37:00.000+08:00

信報財經新聞 7-3-2012

港元發行採用貨幣發行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以100%高流動性的國際貨幣支持。港元在1972年6月之前與英鎊掛鈎，1983年10月起改與美元掛鈎，當中那十年先與美元掛鈎，繼而由1974年11月至1983年10月則自由浮動。

中港元兌英鎊（左軸）和港元兌美元（右軸）的滙率變化。1972年6月以前，全球普遍採用固定滙率，因此，港元與英鎊和美元的滙率幾乎是水平線。1983年10月以後，港元與美元基本上維持水平，但自1972年起，全球普遍採用浮動滙率，港元兌英鎊波動較大。

內地開放與香港結構轉型

聯繫滙率（簡稱「聯滙」）使香港得與國際經濟掛鈎，維持公眾對港元與香港貨幣政策的信心，但代價是無法調整外來價格（即滙率），要靠調整內部價格（即本地價格）來抵銷外來的震盪。

在香港先後經歷過多次衝擊。內地開放刺激了香港的通脹，亞洲金融危機則帶來通縮，目前的全球金融海嘯又帶來通脹。過去這三十年，外來的價格角力令香港付出巨大的代價，私營市場靈活且調整得宜，但公營和半公營部門則不然；財富分配、尤其是物業方面，更甚或惡化。

香港規模小，對外開放才能擴大市場、借助鄰近地區和經濟夥伴的創新發明，但也因而受到交往地區的起落所波及。限於聯滙，名義利率無法顯著偏離美國水平，致使借用利率作為一種信貸管理的重要工具不再有效或適用，香港很難隔開不良的外因。

聯滙一如深圳河邊界，不斷輸入外圍的影響，因此，本地經濟的各部門必須保持靈巧，隨時化解外來的震盪。

內地開放後，廣東省出口加工和其他形式出口生產的支援服務空前膨脹，為香港廠商和生產服務商帶來巨大商機。香港廠商趁勢北遷，本港經濟經歷結構性轉型，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私營行業無痛轉型，但公營和半公營部門沒有那麼順利；轉型帶動生產力和收入飆升，但通脹亦然。

效應之一是，與面向本地的消費服務（亦稱non-traded sector或「非進出口商品部門」）相比，外向製造業和生產服務（亦稱traded sector或「進出口商品部門」）的生產力有所提升。由於進出口商品單位產出所需的資源少於非進出口商品，資源大量從進出口部門流向非進出口部門；但非進出口部門生產力較低，耗用資源較多，佔經濟的比重有所上升。

效應之二是，進出口部門生產力提升，令香港本土的產出增加、本地收入和消費開支齊頭並進。但在香港有另一個原因，導致消費開支較本地收入上升得更加快，港人的總收入是本地產生的收入與境外經營和投資取得收入之和。隨着香港製造業在廣東愈做愈大，港人總收入的升幅甚至大過本地收入的升幅，進而令消費開支增加得更快。

結果，經濟轉型顯著推高對本地消費服務（非進出口商品）的需求，其價格則須因應進出口部門的產品而有所上升。香港作為開放型的小經濟，進出口部門產品的價格取決於世界市場。非進出口部門對本地資源需求大，令可測的通脹率突破雙位數。在各種資源裏，以資本流動性最強、最方便貿易，土地和勞動力的流動性相對小得多。無怪乎勞動力和物業市場面對巨大的壓力，工資上漲，消費價格上升，物業價格更為飆升。

內地開放和隨後的結構轉型，給香港帶來巨大的通脹壓力，要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來襲才算煞住。期內美元滙價疲軟，通過聯滙反映在港元滙價上，令本港的通脹問題雪上加霜，且有大部分時間實質利率（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的最佳貸放率為準）跌到零以下。美元疲軟和美國低息，放大了內地開放對香港經濟的良性衝擊。

亞洲金融危機

不料，經濟轉型大致完成後，本港遭到百年來最嚴峻的衝擊。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東亞和東南亞的一場大災難，香港自難倖免。只有中國內地因為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程度低，算是不受影響。除了香港和中國內地，亞洲受波及的地區貨幣都貶值，以緩和對經濟和金融市場的打擊。1997至98年間貶值幅度分別是：日本7.4%、南韓32.0%、台灣 14.2%、新加坡11.3%、泰國24.8%、馬來西亞28.2%、印尼71%、菲律賓27.9%、越南11.9%。

香港則緊守聯滙。也許因為適值回歸，政治上存在着不明朗因素，縱使面對美國大蕭條以來最慘淡的局面之一，香港仍堅拒觸動貨幣制度。我當時也贊成維持聯滙，謹以此為證。

香港當時通縮嚴重。1997至2003年，消費物價累計下跌11.6%，本地GDP（總產值）平減指數累計下跌17.5%，名義GDP下跌9.5%，失業率高達8.8%。實質利率突破戰後高峰：實質最佳貸放率一度高達12.9%，扣除通脹後，銀行同業拆息高達9.8%。

把這些數字與美國1929至39年的大蕭條期比較，香港的失業率低得多，但通縮與經濟衰退情況均與美國相若。美國當年，消費價格累計下跌18.7%，GDP平減指數累計下跌19%，名義GDP下跌11%，失業率一度高達24.9%。

香港幸虧政府理財審慎、主權評級無懈可擊、勞動力和產品市場靈活、銀行業務穩健、市民普遍自食其力，才得以安渡亞洲金融危機，避免落入阿根廷1990年代和希臘今天的災難。不過，當時碰上其他問題，以致有五十萬人在2003年回歸日上街表達對經濟及其他問題的不滿。第一位特首董建華於翌年黯然引退。

全球金融海嘯

2008 年8月，全球金融海嘯在美國發難。三年半後的今天，美國的銀行和金融亂局獲得紓緩，但歐羅區危機持續。全球各大工業國力抗衰退，失業率在10%的上下徘徊。但香港的失業率只有3.3%，而且自從2009年至今，名義GDP累計增長12.83%，GDP平減指數累計上升3.2%，消費價格累計升幅 8.2％；但在內外需求帶動下，樓價再次飆升。

年來全球預期長期低息，再次抬高了香港的資產價格。實質利率再次跌到負數：實質最佳貸放率僅為-0.3%，實質銀行同業拆息更跌到-5.0%。為了平息市民對樓價的怨氣，政府先是用規管和財政手段打擊炒賣，繼而承諾增加供應，但同時擔心和害怕樓價出其不意地暴跌。

香港並非唯一落入這種處境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只不過滙率無法調整，失卻紓緩外來衝擊唯一的政策工具；規管和財政手段只能壓低需求於一時，趕走初具「上車」能力的年輕置業者，但同時嚴重扭曲樓市。

1974 至83年港元浮動期間，一開始港元兌美元一次過升值，其後逐漸回貶。期內，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Paul Volcker收緊貨幣供應和加息，以扭轉市場對通脹的預期。港元逐步貶值抬高了本地價格，但也可能紓緩了Volcker緊縮貨幣對香港的衝擊。這是香港貨幣史上的非常時期。

在聯滙制度下，由於滙率和名義利率與美國掛鈎，無法使用貨幣管理的主要工具，往往會以經濟不景來開脫。但其實，波動是周期性的，絕少會歷久不變。穩定經濟的政策目的是，好景時促供應、減需求，反之則減供應、促需求。對於貨幣主管當局在這方面是否稱職，一項常見的爭論是：有關政策應否以明文的規則和審慎的判斷為準？

滙率制度有兩大目標，只能擇一而棲：想穩定本地價格還是對外價格？外來衝擊如果是正面、暫時的，想穩定本地價格、減輕通脹壓力的話，可以將貨幣升值，引發通縮作為對策。靈活的滙率制度賦予貨幣當局較大的酌情權。

滙率與規則的價值

貨幣當局能否適時適切地就市場變化開口和出招，沒有人說得準。若授權當局自行決定講什麼、何時出招、出什麼招，只會令前景顯得更不確定，促使市場作出相應的回應。在這種情形下，容易激發投機性活動，希望「猜贏」當局的招數。

貨幣當局如果須以高度政治性的問責方式來換取較大的酌情權，這項權力反會成為其弱點。經濟穩定政策若受制於政客一時的喜好、利益團體的游說，前景只會更難確定，甚至令貨幣當局以至其上級面對貪腐、遭他人要脅的風險。

反之，為了穩定外來的物價，聯滙嚴格按規則辦事，市場的穩定性高得多。而且，有關的規則用得愈久、歷經考驗，公信力也愈強。這兩種滙率政策各有利弊。但不論任何社會、任何時代，公信力強的規則都是無價寶，不輕言棄，更不應為圖眼前短利，用來迎合特殊喜好。

那又能否繼續以100%的美元為後盾，但改用公開的數學公式來決定滙率，當有通脹壓力時，定時讓港元自動升值，通縮時則反過來？這近乎不可能，原因有二：

一、誰有足夠的遠見，能定出可作長遠預測的公式，又足證其勝過美元滙率的表現？

二、是否真的有公式可以不受操控？

兩者的答案都絕對是「否」。即使較多國家使用的一籃子加權貨幣也過不了關。首先是不可能找到一組正確的貨幣、確定其長遠正確的比重；而籃子裏只要多過一種貨幣，就很容易被人在統計上做手腳。

另一個可能性是定期按人民幣來調整港元滙率，但繼續用美元作支持。這可以避免人為操控，但只不過把美國聯儲局政策的風險轉換成中國人民銀行政策的風險，怎知道是否就能定下正確的港元滙率？

方便市場調節的政策

聯滙若無法改變，不如退而思其次，簡化背後的工作。本港近年政治訴求大增，維持預算平衡、控制公共開支成為政府首要的工作。但只要看各大工業國尾大不掉的公債即可知，熬過1930年代長達十年的大蕭條後，歐美紛紛改走福利道路。香港如果依政客倡議跟風，將難以維持經濟開放，以及穩定對外價格的兩大目標。

特區政府若能減少人為阻滯，讓市場發揮力量，將會功德無量。避免立法減少勞動力的流動性至關重要。與工業國相比，香港對勞動市場的干預屬於溫和，但不宜鬆懈。結構轉型尚未完成，有關的需求逼人，勞動力市場仍須大大提高靈活性。亞洲金融危機來襲時，若非勞動力市場靈活，失業率會否「只是」8.8%？

樓價通脹是結構調整的另一個後果。居住成本上升令公眾驚呼、政治分化。對策是增加供應，方法包括增加土地供應、提高地積比率、方便市區重建、改變被凍結土地的用途。以「跳樓價」把現存的公屋和居屋賣給住戶既可紓緩樓價飆升的後果，又可減輕財富分配的失衡；近半人口將獲得一筆可靠的資產以對抗通脹，更大大增加住宅市場的流動性。加建公共房屋不但起不到這個作用，反會成為政府開支的擔子。

世上沒有一個貨幣當局能完全排除政治壓力，貨幣以外的事難免與維持對外價格穩定的目標有衝突，貨幣當局無法忽視這些非貨幣議題，但捲入政治只會有損當局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同樣是自殺的行為。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戴耀廷：行政主導漸趨幻滅

2012-03-07T08:31:00.002+08:00

信報財經新聞 7-3-2012

北京一直強調香港特區實行的政制是行政主導，設計香港政制時，《基本法》也的確是要確立行政主導這個憲制原則。行政主導這個憲制原則，準確點說，應是行政長官帶領特區行政機關強勢地領導整個特區，包括立法會。但憲制原則能否實踐，不單是制度設計的問題，也會受到政治文化的影響。

即使《基本法》已加入不少憲制安排以達致行政主導，但由於兩方面的制度安排，令行政主導在特區成立後難以實現。

各有缺失難建權威

一、殖民地時代，港督可運用任命立法局議員的權力，以保證行政機關得到立法機關支持。但在特區時代，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立法會議員的權力源頭已跟行政長官脫鈎，行政長官從體制設計上失去操控立法會的最重要權力。

二、特區並無發展替代機制，幫助行政長官操控立法會。最大的失誤是，沒有及時發展政黨政治的制度；到現在為止，行政長官仍不可以是任何政黨的成員。缺乏政黨政治的制度，行政機關在立法機關內連一票也沒有，令行政機關沒法保證提出的政策和法律草案會得到起碼一部分立法機關成員的支持，也不會有立法會議員忠誠地為行政機關護航，一切均只按利益而定，也按每一事件的利益分配而定。

不過，制度的缺陷還不是最致命的，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的政治文化轉變，令行政主導不可能再在香港實現。最近，有關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唐英年和梁振英涉及僭建和利益衝突的醜聞，都對政治文化轉移產生了推動作用。

從《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的規定看，任何在政府任職的人未得行政長官許可，均不得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由於審批者是行政長官，行政長官自己接受任何利益，便沒有人可給予許可，故有關規定不適用於行政長官。這條文正是典型確保行政主導的機制，制度上認定行政長官是最高的，行政機關可受制衡，但領導行政機關的行政長官卻不受制衡。

經歷這次事件後，以前可接受的，現在便難以接受了。曾蔭權已任命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成立小組，檢討相關機制，而幾可肯定，行政長官將來要收取利益，必須得到批准才可。事件促使政治文化的轉移，而政治文化的轉移，又促使制度上進一步弱化行政長官。

特首地位屢遭削弱

此外，曾蔭權就「接受富豪款待」一事應立法會議員要求，出席立法會特別答問大會，接受議員質詢。行政長官雖不是正式由立法會傳召，但政治效果則相去不遠——所謂答問大會，實際上是「公審大會」。

「沙士」爆發後，立法會成立專責小組調查，當時還傳召董建華出席立法會作證，但董建華以行政主導為由，拒絕出席；最後以立法會議員到禮賓府與董建華舉行會議，董建華在會議中接受議員提問作為妥協。但經過曾蔭權這次「公審大會」後，將來行政長官若要維持超然的行政主導地位，必將加倍困難，今次可說是開了立法會傳召行政長官的先例。

假若梁振英當選下任行政長官，他第一次出席立法會的會議可能不是發表《施政報告》，而是給立法會負責調查他是否涉及西九利益衝突的專責小組傳召作供，相信到時他是很難拒絕的。假若唐英年當選，他更可能是第一位給刑事起訴的行政長官。無論對兩人的指控是否成立，也將大大削弱行政長官的地位，不要說行政強勢，行政長官不長期處於極度弱勢已屬萬幸。

此外，無論唐英年或梁振英當選，他們必不能像董建華或曾蔭權般得到選舉委員會的絕大多數支持，權威必定遠低於董建華和曾蔭華上任初期。即使梁振英是三位候選人中得到最多市民支持，但他的支持度其實遠不如當年董建華和曾蔭權上任初期。

也即是說，梁振英的最高點，其實是前任者開始走向低谷的轉折點，他的民意支持度能夠維持下去，必須經歷非常大的考驗。

行政主導在制度上繼續弱化，加上經歷多宗事件後，港人的政治文化再難接受行政長官可以享有主導性的權威。行政主導在香港可以休矣。

林行止: 達沃斯一事無成彪德堡牽動世局

2012-03-07T06:52:00.001+08:00

信報財經新聞 7-3-2012

一、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下稱「論壇」）是在瑞士註冊的非牟利機構，今年的收入二億美元左右（二○一一年一億八千九百萬），其中約一半用於「會務」，其餘為員工薪津。會務開銷與員工收入彈性俱大，「非牟利」的標的很易便達致。事實上，對眾多非牟利機構來說，為了達致「非牟利」即沒有盈餘，提高員工薪津及隨意開銷是最佳手法。

「論壇」於一九七一年由德裔瑞士籍日內瓦大學商學院教授史華伯（Klaus Schwab, 1938-）所創，目的在為世界政治（政府及國際性組織）、商業（工商及金融等）與媒介領袖提供一個討論共同關心問題的平台，讓大會邀請的各國精英交換意見。由於名目冠冕堂皇，加以一如大多數國際性會議，位於瑞士冬季名勝達沃斯（Davos）的「論壇」，供應消費者想像得出的高級服務（包括來自法國康城的性工作者），令與會者有賓至如歸之感；由於與會者多為知名人士，傳媒高（high brow）低（gutter press）都有興趣報道，各國記者蜂擁而至，令「場面」非常熱鬧，出席「論壇」遂成為揚名世界的捷徑。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與會者都是「公費旅行」，這即是說，他們有個既有高級享受復可在國際傳媒曝光的機會，人人爭取參與，「論壇」遂愈來愈旺。

可是，除了成為「知名人士互看」及高談闊論（最典型莫過於行政長官曾蔭權最近在「論壇」上的指點江山）的公開場合，「論壇」雖非一無是處卻可說一事無成；今年中國不如往年派出決策性官員出席，若是看穿「論壇」的份量甚輕而不是因為換屆在即忙於「內鬥」（沒有公開選舉必然有內部角力）令決策者抽不出時間，便可彰顯北京領導層的精明及不浮誇的務實作風。

「論壇」集合了不少世界知名人士，這些年來的「年會」均成為國際傳媒的採訪對象，而「老記」們均有讚無彈，所以如此，有退下火線（不再當前線採訪記者）的新聞工作者，近年陸續發表負面評論，不少且承認過去所以對「論壇」讚不絕口，皆因擔心發表負面報道會遭大會杯葛，以大會提供「好食好住好玩」的條件，眾老記經不起誘惑，遂極盡隱惡揚善能事。在這種一面倒的言文攻勢下，「論壇」便年年進步，收益大增，不在話下。大家不可忽視的是，「論壇」為非牟利團體，但辦事人員並非不受薪義工！

二、有重要政治商界以至娛樂界人物出席（今年有德國總理默克爾、ＪＰ摩根主席、希臘前總理及樂隊U2's的邦奴〔Bono〕），湊熱鬧的與會者紛至沓來，不過，與受邀有當「生招牌」作用的嘉賓不同，一般會眾的「入場費」可不便宜。要參加「論壇」年會，首先得成為會員，而會員分三級。普通會員（Basic Level）年費五萬瑞士法郎（約合五萬二千美元），「權利」是成為各項論壇的聽眾（要參加什麼性質的會議得事先登記）及可在酒會中「自由行」；如你希望參加國際名人主持的討論會，便得繳交約十三萬七千美元，成為「企業夥伴」（Industry Associate Level）；企業主管外訪，大都有下屬跟隨，這即是說，若你要帶同助手赴會，便得成為年會費約合二十六萬三千美元的「企業合作者」（Industry Partner Level）；至於那些要來講世界大事或洽商大合同的政商巨子，若有隨員五人（今年起規定必須有一女性，以令會眾性別「趨向平衡」），繳納的年會費增至五十二萬七千美元，如此便成為「戰略合夥人」（Strategic Partner Level）。注意，這些是「一次過」的年費（annual membership fee）。繳費成為會員之後，若想與會，還得購約合一萬九千美元的入場券（ticket）。參加「論壇」的費用昂貴驚人（還有機票酒店住宿交通應酬等開支，雖說豐儉由人，總之成本不菲），但因為不是納稅人便是股東付款，因此「客」似雲來，以人人想「免費」在國際傳媒上曝光。今年最「高級」的「戰略合夥人」且有人滿之患，因此只有中國和印度在世界排名二百五十以上的企業才有「資格」申請！

三、除了有讓世界各界名流「互換卡片」的功能，在政經大事上，「論壇」可說拿不出成績，事實顯示他們雖不是言不及義，所說卻肯定是陳腔濫調。究竟是這批「要人」根本摸不清世界經濟脈搏，還是他們「留有一手」？答案應為後者，這即是說，他們把「心中所想」的留至另類秘密會議中才和盤托出。一九九七年一月「論壇」大談亞洲經濟前景，對潛存的金融危機無知無覺；會後不及半年，泰國銖貶值引起禍延全球的亞洲金融風暴，當時在「論壇」上誇誇其談的政客巨賈學人，無人有一點點「先見之明」！二○○八年的「論壇」，論者對美國和世界經濟俱非常樂觀，可是，不旋踵便爆發雷曼兄弟破產風潮進而推倒美國物業市場以至禍延世界經濟（歐洲首當其衝）。到了二○一○年，「論壇」請來不少能言善辯的論者，可惜沒人看到歐羅諸窮國會相繼出現財政問題（今年之會亦然，大部分與會論者都傾向相信歐羅問題可以解決、希臘不會「違約」亦不會退出歐羅區……）。「論壇」一而再宣告天下，其論者雖口舌便給但完全缺乏分析能力，危機當前亦一無所知……。「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光環已漸漸失色。

四、對世界政經有實際影響的，是每年六月間在歐美各地輪流召開的彪德堡會議（Bilderberg Conference），許多出席「論壇」的重要人物，同時為此閉門會議的「台柱」。彪德堡集團一九五四年創立，以荷蘭東部小鎮安姆（Armhem）近郊的同名酒店（第一次會議假該酒店舉行）為名（其非正式總部設於荷蘭的Leiden大學）。該集團的宗旨在促進「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目的在加強大西洋兩岸各國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約締約國的合作），說得明白一點，是致力於令大西洋兩岸的歐洲和北美諸國保持主宰世界的地位！

雖然彪德堡會議公布的議程人人認同，比如今年要討論的便是如何紓解世人關注的環保問題（Globalist Environmental Solution），但與會者密室討論的內容，從未公開。由於與會者都「遵守會規」，對會議內容不置一詞不發一言，不過，這麼多年，總有一些人對有交情的新聞工作者「洩秘」，而有若干新聞工作者且以打聽該會內幕而成為所謂「彪德堡密探」（Bilderberg sleuth）。據維基百科的資料，彪德堡會議為波蘭政治家J. Retinger（1888-1960）創立，會員為美國及西歐的政商精英，目的在找出抗衡當年蔚成時流反美情緒的對策。該會因此設法強化大西洋兩岸在政治、經濟及防衞上的合作。創會會員包括荷蘭太子巴納（Prince Bernhard）、比利時首相、利華（Unilever）總裁、美國中情局局長（艾森豪威爾總統批准）；大會邀請十一個西歐國家（每國二名，保守及自由派各一名）及美國（共十一名）的精英為「嘉賓」。大會的費用由私人（比如美國的福特基金會）贊助。

會議內容秘而不宣，被拒諸門外的傳媒難免把之與「陰謀論」掛鈎，而從「密探」的零碎報道看，該會似乎沒有什麼陰謀，它不過是主力要維繫強有力的國際性組織、維護寡頭企業及倡導資本家應有領導地位，因為如此才有利推動「新世界秩序」。當然，這些在生活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看來平平無奇的主張，以左傾人士的立場，便屬大逆不道，古巴獨裁者卡斯特羅斥彪德堡會議為「邪惡小集團」，不足為奇。

不過，近年世界各地「烽煙」四起，特別是中東北非火頭處處以至目前敍利亞局勢一發難以收拾，倒是彪德堡會議會眾樂見之象。大財閥羅思（富）財（House of Rothchild）是該會議的「偶像」，其在幕後「主戰」，可能性存在。據一些報道，彪德堡會議與會者對法國羅思財融資拿破崙同時由英國分支借錢給威靈頓公爵（債務人應為英廷）的手段，擊節欣賞（換句話說，滑鐵盧之戰敵我雙方由同一家族融資），對羅思財融資普魯士戰爭、克里米亞戰爭、墨西哥戰爭以至美國內戰的財技，更是五體投地……。

英國工黨要角希利勳爵（D. Healey， 1917-；曾任副黨魁、國防部長及財相）為彪德堡會議創會會員，數年前在《衞報》記者追問下，說輿論指責該會議目的在建立一個「世界政府」，有點誇張卻不致遠離事實（not wholly unfair）；他認為有一個可以領導世界的組織（single community），對世界和平經濟繁榮是有利的！

這個「單一的組織」，從一九五四年至今，指的顯然是美國。

‧作者附識　成稿後見三月五日《紐約客》十二、三頁長文〈魔山〉（Magic Mountain），囫圇吞棗、瀏覽一遍，是詳細描述達沃斯論壇的「會外活動」，巨細無遺地記錄了會外的社交活動（許多會眾不開會「專注」參加這類聯誼活動），與本文所寫關係不大；文內提及的會費等與本文所述有些微差異，則是不同時間歐羅兌美元滙價波動的結果。

信報社評: 喇叭論可圈可點強國路數字不行

2012-03-07T06:50:00.000+08:00

信報財經新聞 7-3-2012

外交部長楊潔篪在昨天「兩會」記者會上表示，未來十年，中國面對內外環境中的有利與不利因素交織變局，機遇大於挑戰，中國會積極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好為人師」，為中國和平崛起的外交戰略作了一個新註腳。

談到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時，他更以「喇叭論」回應—「有人拿着大喇叭，有人只有小喇叭，有人沒有喇叭」，但「數字比喇叭重要」。這番喇叭論實在「可圈可點」。

如果把「喇叭」解讀為國家的話語傳聲，一國於國際間的「話語權」的確是一種具影響力的「軟實力」；把「數字」解讀為經貿關係的利益，照政治學者對「商務外交」的定義，亦即為了實現本國的國際利益而與世界其他國家擴大或減少商務合作的任何行動，楊氏強調「數字」的重要性，也可理解為中國積極推動經貿合作，來穩定與周邊鄰國關係的戰略效用。

楊潔篪昨天談到日本發展中日關係要「以史為鑑」，但同時強調，中方願意與日本、韓國加強協調合作，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以深化三國面向未來的全方位合作夥伴關係，「數字外交」的戰略影子可謂呼之欲出。

然而，「數字比喇叭重要」其實突顯了當前中國外交戰略上的窘困。到目前為止，中國追求和平崛起，努力在國際社會的現存制度中作出適應，從體系外國家變成體系內的重要新興大國。英國政治學者布贊（B. Buzan）認為，中國崛起面臨最大的制約，在於如何處理在國際社會的身份問題，以及如何面對周邊鄰國的衝突和爭議。

作為人口龐大、幅員遼闊的大國，中國崛起必然改變既有國際秩序與國際力量的對比。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顯然是針對中國在亞洲崛起的直接回應。迄今為止，中國如何處理崛起後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關係、如何塑造變動中的東亞新秩序，成敗足以影響強國之路的前途。

很明顯，其他國家對中國變身為一個全球性新力量如何反應，也必然對中國內部的發展和對外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在當前金融危機導致國際經濟摩擦更趨劇烈之際，今屆「人大」會議確定中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國內消費，減少對出口和外部投資的依賴，多少反映中國設法紓緩國際間經貿壓力的意圖，而內部經濟結構的轉換也必然影響到外交上的行為和戰略調整。

若以「數字」或商務外交作為重構東亞秩序的主要工具，甚至以「讓利」方式換取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認同和信任，戰略局限性很大，因為政策的可持續性和成效完全取決於周邊國家作出積極和善意的回應。

如今胡溫政府最後一份工作報告決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進一步融入和促進國際社會的發展進程中的身份與角色，無疑也為未來十年的外交提供新的戰略彈性和轉變基礎。中國由「韜光養晦」到楊潔篪強調「不妄自菲薄」是一變，但商務「數字」外交顯然不足以取得周邊國家的信任，穩定關係。

手持「大喇叭」，在國際間取得話語權的國家，這種「軟實力」不能靠「數字」堆砌，其形成的影響力主要源於社會而非政府。

近年，中國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參與國際間合作，逐步營構自身的國際身份與角色。很明顯，只有不斷清晰化和優化自身的國際形象，與國際間分享善治、廉潔、民主和尊重法制的普遍共同價值，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在這個大戰略框架下，中國的國家利益更可以得到持續和寬廣的發展空間；走向強國之路也更長治久安。

余愛華：為什麼猶太人最聰明？

2012-03-06T14:34:00.000+08:00

信報財經月刊2012年2月號

《上帝選民──猶太民族智力高成就大的研究》最有價值的部分，是引述各類專書及學者綜合發表的研究結果，包括猶太民族高智力的各種理論、猶太民族的文化價值觀、猶太人對於成就的動力及誘因，以及猶太民族的前途。

自十九世紀初期開始，猶太民族成員在多方面是極為成功的，尤其在金融業、商業、工業，以至一些專業如醫學、法律、科學及藝術等。然而，一直未有學者專家深入研究過猶太民族成就大的成因。去年美國Washington Summit Publishers出版一本由林恩教授（Richard Lynn）所寫的著作，名為《上帝選民——猶太民族智力高成就大的研究》（The Chosen People：A Study of Jewish Intelligence and Achievement ）。

這是一本集合統計學及大批專業人士搜集研究各類資而成的上佳著作，它羅列了歐洲、澳洲、美洲20多個國家（包括澳洲、奧地利、匈牙利、比利時、以色列、意大利、拉丁美洲、波蘭、拉脫維亞、立陶宛、俄羅斯、南韓、瑞士、巴爾幹半島、美國），其國內的猶太成員佔該國人口的百分比、猶太成員的平均智商與寄居國國民平均智商的比較、猶太成員佔該國專業人數的百分比（例如猶太人只佔寄居國全體人口1%，但佔該國的醫生人數達50%）、佔該國最富裕人物的百分比、佔該國獲得諾貝爾獎的百分比、佔該國國際象棋冠軍的百分比及其他表現等等。結果，根據20多個歐洲、澳洲、美洲國家的統計數字，所有這些國家的猶太成員的智商都比寄居國的國民高，毫無例外。

智商超卓的民族

此書最有價值的部分是引述各類專書及學者綜合發表的研究結果，包括猶太民族高智力的各種理論，猶太民族的文化價值觀，猶太人對於成就的動力及誘因，以及猶太民族的前途。

在全球20多個國家中，猶太民族在德國及美國的成就最有代表性，因為德國人及美國人都屬地球上的優秀民族，而猶太人在此兩大優秀民族的國內居然成就驚人，的確不簡單。

猶太人可分成四大類，第一類是德系猶太人（Ashkenazim）；第二類是西班牙系猶太人（Sephardim）；第三類是阿拉伯系猶太人（Mizrahim）；第四類是黑人系（非洲）猶太人（Ethiopian）。此四類猶太人中以德系猶太人的智力最高，在世界各國的成就最大。德系猶太人主要是寄居在德國、英國、加拿大、美國及以色列，他們的平均智商是110，而寄居國的國民平均IQ是1000；西班牙系猶太人的平均智商是98，而寄居國包括巴爾幹半島、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國民平均智商是92.5；阿拉伯系猶太人的平均智商是91，而阿拉伯各國國民的平均智商是84；黑人系猶太人的平均智商是68，而非洲各國黑人的平均智商是67。由此可知，各國的猶太人都比寄居國國民的智商高，此是有科學統計學支持的事實，但是大家要明白，本文所謂猶太人的智力高成就大主要是指德系猶太人，以下是德系猶太人成就表現所顯示的資料。

與金融業淵源深

猶太人在公元300年已開始在德國科隆市居住，同時開始採用德系猶太人的名堂。本書作者指出，德系猶太人的成就在十九世紀之前並不明顯，因為過去長時期受到各種政治及社會的迫害及壓制。到十九世紀初，各國猶太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而從事的行業不再受到限制，其智力高成就大的特質才有機會發揮。早期寄居各國的猶太移民不准參加部分行業及公職，只有放債收息這種天主教徒不會從事的行業是由猶太人獨佔，所以猶太人與金融業的關係由來已久，到十八世紀德系猶太人中已出現兩位成功的銀行家族Oppenheims及Rothschilds（羅富齊）。

在1910年，德系猶太人只佔全德人口1%，但在1900年，德系猶太人佔德國銀行家45%、商人21%、工業家6%。在1911年，成功成為大富商的猶太戈佔德國全國同類人物36%，百萬富翁的佔比為21.7%、千萬富翁的佔比為31%。在全德國29個最富有家族中，有9個是猶太人家族。在1910年，人口只佔全德1%的猶太人佔醫生總人數50%、律師27%、大學教授7%、法律系及醫學系猶太大學生已佔25%。

1933年，希特拉當權前夕，猶太人佔德國人口0.78%，但卻佔醫生總人數16%、牙醫15%、律師25%、股票經紀80%、私人銀行家43%、戲劇作家75%、戲劇導演50%。在1901至2008年間德國共有89人獲得各種諾貝爾獎，其中猶太人佔21位，大約佔四分之一。

根據2002年的統計，美國的猶太人口是570萬人，佔美國全部人口2%，但他們在各個成就表現高的領域都有不低的比例。在美國的常春藤大學中，猶太學生佔23%，這是1957年的統計。

在1969年，美國優級大學內教授團成員猶太人所佔的百分比如下：法律36%、社會學34%、經濟28%、物理26%、政治學24%、歷史22%、哲學20%、數學20%。

根據1980年的統計，在美國影城荷里活內，擔任電影界高層職位的猶太人佔66%，而在電影界的則佔46%。另一項統計屬於特別類，是各地猶太人所佔人口比例及在當地監獄因犯法而服刑的人數比例。在麻省的猶太人佔當地人口6.7%，在囚的猶太人佔犯囚總數3.9%。另外，基督徒佔犯囚總數28.6%；天主教徒佔當地人口66.4%，在囚的天主教佔犯囚總數66.3$。其他宗教信徒佔1.7%，在囚的則佔犯囚總數1.2%。

優生優育智力高

在歐洲、澳洲、美洲寄居各國的猶太人的平均智商都比寄居國國民的平均智商高，這一點有詳盡的統計資料支持，但更重要的研究問題是找出猶太民族智商高的成因。根據本書作者搜羅來自多位專家學者的綜合研究結論，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

第一，猶太民族的智商基因比其他民族優秀，這是研究猶太民族尤其是德系猶太人的基因及生活環境所得的結果。智力高的猶太女性在懷孕後停止吸煙、飲酒或吸毒，因為明白這種不良的習慣會影響嬰兒的基因素質。

第二，猶太民族尤其是德系猶太人一向實踐優生學（Eugenics），智商高的父母會多生孩子，智商低的父母子女比較少。智商高的嬰兒長大成人的機會比智商低的嬰兒大，這是家庭生活環境的效益。另外一項規律是，智商高而富有的家長會設法把女兒嫁給學者的兒子，智商高的子女從不會與文盲結婚。因此，德系猶太人的智商一代比一代高，至少能維持高水平智力。男外一個理由是，貧窮及智力較低的猶太人很可能脫離猶太教成為異教徒，而天主教神職人員過去2000年要過守貞生活不結婚，結果天主教的優秀成員成為沒有後代的人群。此外，猶太教教會領袖（Rabbis）多數同時是醫生，所以有機會特別關注所生嬰兒的成長，培育他們成為優秀的人。

第三，過去2000年，猶太民族不停遭受迫害而死傷成員不少，學者推論，智力高而經濟好的猶太家庭比較有更高機會逃避這種迫害，把子女送到安全地區，或付上巨額金錢去交換性命，這種情況亦是增加猶太人優秀分子佔生存人數比例較多的成因。

第四，在歐洲各國寄居的猶太人長期受到歧視，其中一種結果是猶太人被限制從事不少行業及職業，因此猶太人只能選擇做放債業務、開設銀行、做繳稅員、做國際貿易商、買賣二手商品。結果，由於他們經濟環境得到改善，令全部子女有機會長大，在十九世紀進入大學進修。

第五，雖然猶太民族在教規上禁止成員與異教徒通婚，但實際上免不了有個別猶太人與異教徒結婚。據一份十九世紀的調查報告，大約有47%德系猶太人屬混血兒，有北歐人的藍眼睛，這種混血兒一般的智力都較高。

第六，猶太兒童從小要學習內容艱深的猶太律法（Torah）及《塔木德經》（Talmud），只有智商高的兒童能應付這種教育，智力低的兒童往往因過不了關而感到失落，甚至脫離猶太教，學者認為這亦是維持猶太民族智商高的成因之一。綜合以上的六大成因，令猶太人尤其是德系猶太人種族智商高成就大。

以色列恐將消失

猶太人尤其是德系猶太人，一向以成功的重要，並有強烈進取心。社會科學家及歷史家指出，過去2000年，猶太民族並沒有自己的國家，而且飽受歧視、排斥及迫害。但始終能保持自己的民族性及民族文化特色，未有被寄居國所同化，這與一般寄居他國的民族往往在一、兩個世紀被同化的事實不同。三大因素形成此種情況：一是宗教、二是言語、三是禁止與異族異教人結婚，此三大因素直到十九世紀才開始轉弱，到二十世紀更加速。第一個先失蹤的因素是言語，第二個是與異族異教人結婚。全球各地，除以色列外，猶太人的人數愈來愈多，原因是移居以色列，與異族異教人結婚，脫離猶太教及猶太人生活方式，以及生殖率下降。1990年一份報告指出，52%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結婚，其中只有25%與異教結婚者會按照猶太人生活方式養育子女。除此之外，還有不少猶太人失去父母的宗教信仰。

猶太人的生殖率普遍下降亦是事實。在1970年，英國的猶太人共有36萬，但到2001年已下降到26.7萬人。按照此數字，每一世代猶太人的人數會減少一半。雖然如此，猶太人仍能維持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理由是靠智力高成就大，專家預計這種情況可以維持到二十一世紀末期。另外一個對猶太民族前景悲觀的事實，是阿拉伯系猶太人及黑人系猶太人的生殖率高，令猶太民族的普遍素質下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2009年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假如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在以色列合併為一國，巴勒斯坦人的人口會比猶太人多得多，結果令猶太人在以色列生活不自在，大量猶太人會自以色列移民。目前有50萬名以色列人擁有美國護照，而未有美國或歐洲護照的以色列猶太人近年則在積極申請外國護照，該報告預料會有150萬名以色列人移民到俄國及其他歐洲國家。而在20年後，以色列這個猶太國可能不再存在，對於珍惜猶太民族文化宗教傳統的猶太人，這是十分可悲的消息，但對於異族人異教人這可能是個好消息，因為猶太人尤其是德系猶太戈的優秀基因會分散到各地，對世界文化會是一項貢獻。

閱畢《上帝選民》，筆者獲得不少珍貴的知識，這是猶太專家學者對自己民族歷史、發展、現況及前景經過深入詳盡研究所得的結論，是第一本附上大量統計數字資料的學術書籍。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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